从知名画家到画僧慧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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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名画家到画僧慧禅
为救助灾区民众
他赈灾义卖三十余次
他的选择及义举引起国内外画坛的关注
记者 邹中华
一组名为《空门》反映藏民拜佛的系列画作之一《刻经》在第23届蒙特卡罗现代艺术大奖赛上荣获国际大奖。其作品气势之辉宏，构图之精美，韵律之深刻，无不让观者为之震撼；然而，又有谁能想到，它的作者，享誉国内外的青年画家教授史国良，会在事业的如日中天时期，抛弃优越的物质生活，丢舍温暖的妻儿、家庭剃度出家，成为空门中的——慧禅法师。
苦痛的童年
史国良用画画赢得自尊和自信
史国良出身在一个贫穷的抹灰工家庭。他的童年是在苦难中度过的。上学以后，由于他贫穷经常遭受同学们无故的辱骂与殴打，就在这双双鄙夷的目光中，他慢慢地自卑起来，后来甚至因害怕而逃学。然而贫穷与屈辱并未压制出他在绘画方面的天赋，他无师自通地把一本本小人书临摹的像模像样，看过的人没有不夸奖他的。于是画画成了他赢得自信、维护自尊的唯一途径。平时只要攒下几角钱就去废品公司买来廉价的白报纸边和颜色忘情地涂鸦。
史国良的青少年时代尽管充满了艰辛和磨难，但从来也没有放弃过他挚爱的绘画，这苦涩积累在他的心中，到后来就成了他用心去体验生活，感受真善美的一笔本钱了。
画画意味着什么?也许，长大了当画家，就有衣穿、有肉吃了。最初的史国良更关心的是用绘画来博得人们的关注和夸奖，以及父亲的认可。他立志要当个画家，但他并没有体味出绘画的真正意韵。
中学毕业，史国良考入师范学校的美术班。贫穷的阴影仍恶魔般缠绕着他，随便哪个同学都可以支使他，戏弄他，这使本已自卑的史国良变得异常敏感。而只有绘画，带给他一丝希望，他要用画画为自己争口气。于是他废寝忘食地画，将痛苦和郁闷全部渲泄在一幅幅作品中。为了省钱，他不用颜色，只画水墨画；为了向名家学习，他去看”黑画批判展”，他不顾阻挠，不怕迫害，毅然执着地追求着。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春归大地，百废待兴的文化部成立中国画创作组时，21岁的史国良成为最年轻的骨干。当中央美术学院恢复招考研究生班时，他又从两千多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被录取。这时的史国良在国画界已小有名气，北京的许多画展都有他的画作。他的《越唱心里越快活》和《月色》入选《中国画汇编》和《美术丛刊》，被多家媒体刊登。
寻找新视角
史国良追求绘画的完美与和谐
史国良的画频频出现在各种大型画展上，评论家看好他，新闻媒体关注他，各大院校聘请他。然而在荣誉、地位接踵而来的风光中，他却没被冲昏头脑，而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一个写实画家如果不时时寻找新的视角，体验新的生活，感悟新的人生，那么他必将走向穷途末路。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追求绘画的完善与和谐，他固守在绘画这片圣地上，一方面不断地巩固绘画的基本功，另一方面则不断地汲取多方面的精神营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个人先用硬功夫换来荣誉、地位是不够的，他必须还有软功夫，只有软硬功夫相结合才能画出有内涵、有意境、有魂魄的画来。”
如何磨炼自己的软功夫，把软硬功夫融合起来，达到完美与崇高，就成了史国良追求的目标。“艺术来源于生活，一个好的艺术家不但要深入生活，体验生活，还要研究生活。”恩师黄胄的话为他实现自己的目标指明了方向。
史国良从1979年开始多次去西藏写生创作了大量反映藏民生活的画作。其中《空门》系列之一的《刻经》曾经在1989年5月第23届蒙特卡罗国际现代艺术大奖赛中，荣获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大奖，这个大奖被誉为是美术界奥斯卡大奖，同时，他还获得国家文化部的嘉奖。《刻经》画的是一位藏族老人在石头上雕刻吗尼经的情景。《刻经》用拓印效果的藏经文作为整幅画的背景──黑底白字。路边一位白发红袍，手执铁锤，饱经苍桑的老人，神情专注、虔诚，似乎要把全部祈愿，甚至生命都刻进石经中，而神圣的宗教情感使老人在如此艰辛的劳动中，脸上依然带着安详微笑。画家把欧洲古典绘画中的解剖、透视、光影等写实手法与中国传统写意笔墨相结合，色彩凝重、结实、运笔粗犷、有力，意境深远、情感明喻。史国良说是西藏人纯朴的心灵给了他源远不断的创作灵感，造就了他独特的中国水墨人物画风格。反映藏民生活和宗教，也成了他创作的中心。
史国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祖国大地的怀抱中，他在西藏这片圣土上找到了灵感的源泉，找到了精神的归宿。西藏给他的感受是神秘而神圣的。古老的宗教，虔诚的藏民，纯朴的民风，悠远的文化，都深深地吸引着他。他在西藏人身上看到了人、自然与宗教的和谐统一，这种和谐与完美统一是西藏的精神，也是他的画所要追求的目标。西藏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沃土。也许有些人也认识到西藏的可贵，但他更能感受到西藏精神的实质。外行人看内行人的事总是有些迷惑，只有置身门内，才能大彻大悟。史国良清楚地明白这一道理，进与不进决定着目标的实现与否。他虽有顾虑与困惑，但西藏实在太吸引他了，他在这里既找到了自己，又被迷得神魂颠倒，几乎忘记亲人、名誉和地位，只知道忘情地用笔不断地作画。
这正是史国良所追求的一种境界，如果说画法娴熟，那只能造就一般的画家，而艺术家则是把技巧和形式当作自己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艺术修养和文化底韵正是赋予作品思想性和震撼力的灵魂。当面对史国良的画时，我们首先感到的是心灵的震撼和感情的顾虑，他的画常常让人忘记他的技法，他的情愫，留在人们心头的只是和画家内心深处灵魂的表白。
《祈福》画面中小姑娘光脚披发的祈祷，不也让人体会到圣洁的宗教情感的魅力吗?高大的庙门口，清秀的小尼姑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淡淡的忧伤，像一位邻家妹妹在向人们诉说她那耐人寻味的故事。《礼佛》高大巍峨的佛门下信徒云集，人们虔诚安静，一边祈祷，一边掉眼泪，他们是从几千里外一步一个长叩头，磕到拉萨来的，一路上至少要磕十万个头，添完灯油的人们很喜悦，很充实。朝拜完以后，人们可以一路乞讨，踏歌而归。藏民们面对今生沉重苦痛的态度，以及画面的宗教美感曾深深打动过无数观者。读史国良的画，你无时无刻不会感受到这种透过苦涩的关怀，他不仅用眼睛去看生活，还用心去体味。《母亲的心愿》这是一个在藏民生活当中很普通的画面，一位老人在一边默默的许愿，一边虔诚的添灯油，这种场面，画家见过很多次，以前一直以为他们在为自己祈祷，后来史国良惭惭的明白老人是通过这一宗教仪式而为儿女们祈福，画家为之震撼，在他的笔下，老人执着而虔诚的添灯油，那一丝丝白发，一滴滴灯油都是从老人内心里流出来的情感，在肃穆的庙宇中，闪亮的油灯与老人内心的希望交汇着。他的人物画表现的不仅是高超的技法，更有一种人文情怀的流露和人生苍桑的倾诉，史国良说自己是一个幸运儿，有幸受到美术教育家丁井文的无私帮助，又得到过黄胄、叶浅、周思聪、予三位国画大师的亲手指导。拜师的经历是执着的，感受大师亲传的收获则是丰硕的。史国良说在朝圣者的队伍中，他找到了自己，宗教天人合一的形式美和蕴涵其中的深沉哲理，在作者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也把宗教情感深深的根植于史国良的心中。西藏人深沉的精神境界和坚韧不拔的追求强烈震动着艺术家的心，她滋养、造就了一代画家史国良，而生活则是史国良在艺术征程上不懈追求和奋力中跋涉的又一位良师。
异国奋斗
史国良的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在获得蒙特卡罗国际现代艺术大奖之后，史国良应邀去加拿大讲学，他要把中国写实人物画推向世界。出国申请批下来的时候他正在拉萨写生，接到通知后匆匆离去。
这是他第一次出国，没有任何与境外画商打交道的经验。画展很成功，可卖画的收入绝大部分落到了画商的钱袋，帮他办理出国手续的画商又提出和他签约，他一看拟好的合同无异于卖身契，就拒绝了，于是他被赶出来。他不懂英语，在温哥华又没有朋友，背着一黑色的大旅行袋，在街头漫无目地走，在一条小街上看见了一个小旅店，就把自己安置了进去。
所幸史国良遇见了几位中国留学生，帮他租下一间小小的地下室，还送给他一些生活用具。史国良从大街上把当地居民丢弃的床垫、沙发、桌椅捡回“家”建起栖身之所。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他画出一批以大召寺为题材的作品。新结识的画界朋友把他推荐给温哥华艺术馆馆长，介绍他是蒙特卡罗艺术大奖获得者。温哥华艺术馆馆长不相信，向他要奖章和获奖证书，他没有带来。可是带来了奖章和获奖证书照片。温哥华艺术馆馆长到史国良住的地下室来看照片，看完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人！”他觉得不可思议：生活如此窘迫的一个中国人竟会有这样一个大奖在身边。给了他更大惊喜的是史国良的画作，他马上去找卑诗大学亚洲中心的馆长，为史国良的画安排了展期。
1990年6月8月，史国良中国人物画展在卑诗大学亚洲中心开幕了。11幅反映西藏宗教生活的画作，全是4米长1.5米宽的宏幅巨制，连成了长达40余米庄严而生动的“大佛门”。许多媒体和社团都被吸引来了。新闻界对画展进行了大篇幅报道：“温哥华来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史国良仍然勤奋地作画，除了自己画，还教温哥华的中国小孩画画。他又将过去的经历写成散文、随笔一类的小文章，发表在当地的华文报纸上。一位香港出版商读了这些文章后跑到小阁楼上来找史国良，说要把他捧成专栏作家，并约他写小说。第一本小名为《老床》，灵感来自史国良80年代中期在国内买的一张清代的硬木床。他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写，往往在黎明到来之前完成一章。他一共写了3本小说，《老床》还上了香港畅销书排行榜。之后他却放弃写小说了。一本10万字左右的小说，稿酬不过1000多美元，他要付出自己全部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出版商又没能完全履约。更重要的是史国良了解自己的小说题材和思想的贫乏，与其花费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写作，不如作画来得真实、丰富，富有深刻的冲动。
他再次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绘画中去，主题依然是西藏。温哥华再一次举办了他的个人画展。此外，他的画展还办到了香港、台湾、新加坡。他的画价直线上升，从每张百元、千元加币，一直到每张万元。客户从买他的小品画一直到专买他西藏题材的大创作。画商争先恐后地与他签约，最多时达到每年30万加元。
摆脱贫困的史国良，没有忘记身遭不幸的人们：他为非洲难民捐过款；1993年祖国华东发生特大洪水，史国良和温哥华的华人画家组织了一次画展卖画赈灾，吸引了大批捐赠者，募集到数额巨大的救灾款。在这次画展的基础上，温哥华成立了华人艺术家协会，史国良被推举为副会长。
步入佛门
史国良延续了画僧的法脉
1995年，一位在美国的大和尚到温哥华来为寺庙修缮募捐，通过一位华人画家找到了史国良。和尚绕着史国良走了一圈说：”史先生，我从哪个角度看你都像和尚。”史国良很吃惊。他从小到大不是寸头就是光头，从小就喜欢合掌。长大后，他心中一有不安就跑到庙里去。他去的更多的是喇嘛庙，不仅为了艺术，也是为了心灵。和尚说：”你是汉人，我看不如当和尚，做画僧。”
史国良熟悉画僧，从中国美术史和文学史中，也从博物馆和收藏家收藏的画僧们留下的作品里。中国的画僧，从五代的贯休，经北襟的惠崇、巨然，明末清初的石涛、八大山人，直到清末的虚谷，有近千年的历史，他们的艺术之光，对中国的文化包括佛教文化产生的影响无可估量。可自虚谷和尚之后，中国画僧的法脉已经断了上百年。
反复地思考，史国良做出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的决定——做中国画僧的传灯人。做出这个决定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他对西藏的爱。确切地说，是他对西藏那种把宗教、艺术和生活融合到一起所形成的独特文化的爱。在他西藏题材的作品里，金碧辉煌的庙宇和朝圣的人群，构成了最主要的内容。他曾经想过这一生一世就画这个题材。他不止一次想以出家的形式投入西藏的怀抱，去体会藏族那种与自然融合的宗教精神、真诚执着的感情，以创造出更加深刻的作品。
从画家到画僧的嬗变，并不是一件轻松洒脱的事情。
剃度仪式在1996年9月27日举行，和史国良一同剃度的还有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印度、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141名男众和女众。
这是一个盛大的法会。史国良双手合十跪在地上。自从下定出家的决心，也一直处在一种亢奋之中，以殉道者的心情体味着献身的勇敢和悲壮。然而，现实的僧侣生涯把他的浪漫和幻想彻底地击碎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为了实现画僧的理想将要付出何等代价。
这是一个他与尘世告别的仪式。从此以后，那个在画坛上驰骋风云的年轻教授不见了，史国良成了慧禅和尚，置身于小沙弥的队伍中，长伴着青灯、古佛、暮鼓、晨钟。
1997年，史国良重新回国定居。他是中国画的写实人物画家，他的精神源泉和艺术源泉都离不开中国。异国他乡不是他理想追求的圣地，异域文化的排斥与西藏原始单纯的魅力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西藏不仅以它深厚的民族文化底韵吸引着他，根植于史国良心中的宗教情感也生根发芽。是的，为了能深刻领悟宗教那种神秘的内涵，为了确实体会那种执着的感情，为了寻找更高的艺术境界，史国良剃度出家，入了佛门。当我们看到这些史国良与妻子甜蜜的合影，我们不禁要为这个幸福家庭感到深深的惋惜和遗憾，同时也为艺术家执着的追求而震惊和折服。
三间暂借的小屋经过简单的布置，成了他修身和作画的净室。从深深的寺院回到“人间”，他发现了生活中的一些用眼睛看不见而只能用心灵感知的东西。这使他的新画作多了一层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和对精神家园的依恋。
1998年，中国遭受了特大洪灾，他参加了美术界的赈灾活动，捐出了一批画。他仍然兼任着北京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还应邀给音乐学院的学生们讲民歌。他授课的内容，除了技法，更多了他对艺术与人生关系的感悟。他出国前出版的《史国良人物水墨画集》迄今已经再版了五次。天津美术出版了他的水墨人物画技法的专著和多本画集。
国内佛教界也欢迎他归来。他参加了国内佛教界的一些活动，比如河北百灵寺的开光典礼。他还重返了西藏，计划着一次“艺术苦旅”，跟随从四川阿坝步行去拉萨的藏民，亲历那一步一个长头的行程，用画笔将整个朝拜过程展示给世界。
史国良出家了，但他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他对艺术有了更新的认识。他认为「禅意」可以是冷清的，也可以很火热，很激情，很人性化。他说出家以后，他写实的手法，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人们生活的关注不会改变。这幅《放生图》是1999年5月9日画家惊闻北约军队悍然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后的画作，画面纯静淡雅，留溢着一股清新空灵之气，画中两个小孩小心翼翼的将小鸟抱出笼外，眼中饱含着期待的神情，摇曳的柳枝，玩耍的狗与人物巧妙融合，画家以此来祈祷世界和平。人们惊奇的发现，出家后的史国良以一个出家人眼光看世界，世界在他的眼里变得阳光明媚。他的画作不仅多了几层宁静的哲理，更多了几层热爱和向往火热生活的明丽与动感。画僧慧禅不仅自己倾心创作，而且为弘扬祖国的传统美术文化而奔波着。他现在担任着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客座教授。
史国良有着浑厚的素描功底，他的画作有鲜明而独特的风格，素描技法被灵活的运用。他的画作笔墨酣畅，造型结实，色彩厚重。那一幅幅画带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深厚的文化底韵，似乎要走进人们的心里，又仿佛能听懂画中人神秘的倾诉，悠远的心语，并被他们的命运所牵连，为他们的善良而感动。
画家史国良，画僧慧禅法师。面对身着僧衣的史国良，让置身于弥绕屋中的檀香中，不知是该称呼他的俗名，还是该称呼他的法名。我突然明白在他的心里，画就是情感，情感就是画。他为艺术以身相许，以命相搏，他要用自己的心，自己的生命为这片神秘的土地，为人们善良的目光，为人们执着追求的乐观豁达去虔诚的描绘。
贤妻良母
痴心为丈夫献出自己的青春
史国良曾为自己前妻刘玉梅写下这样的文字：“这么多年如果没有她的爱，我今天的事业不会有什么成就。身后的脚印就是我们全部的秘密。她陪伴我走了15年，如果说我的那双脚印里灌的是汗水，那么她的那双脚印里，除了汗水还有眼泪。”的确，为了让史国良全心全意去攀登绘画艺术的高峰，妻子刘玉梅什么都为他做了，从全部的家务，到为他研墨、裁纸、洗笔、裱画。
为了画画，史国良每年有一大半时间是在西藏和边远山区度过的。他曾经对刘玉梅说：“咱们把家搬到西藏去吧。”刘玉梅笑着回答：“走火入魔！要去你自己去吧。”在她一个人带着儿子苦苦等待丈夫回家的日子里，她画了一只孤独的鸟，鸟的眼里滚落着大颗的泪珠。那是她因为没有力量拉回丈夫滞留在西藏的心而流淌的泪水。
史国良介绍给她不少中外名著，她都认真地读了。每当他们看完戏剧或电影，她就听史国良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她还去美术学院听课，那些理论非常枯燥，蛋她一堂都不落地听下来了，还做了厚厚的笔记。她就是在那时学会绘画，她画的蜻蜓还参加了画展。
后来，她谜上了扎染，自己设计图案和配色，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蜡染布。她用这种布做成毛边的宽摆长裙出售，很快就风靡了北京。这是刘玉梅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这个时期她的笑容变得分外灿烂。她也渴望有所作为，渴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她终于放弃了这一切，当史国良在国外被汽车撞伤了腰部时，她没有丝毫犹豫地踏上异国，照顾史国良的饮食起居。
在温哥华，从地下室搬到顶层的阁楼，刘玉梅和史国良住的是最廉价的房子，到温哥华没几天，刘玉梅就去一家台湾餐馆打工。老板粗暴凶狠，但她从来不对史国良讲自己在餐馆遭遇到什么，每天都装出一副很高兴的样子去上班。由于天天与水、消毒液打交道，刘玉梅纤细的手开始变得粗糙、红肿，一层一层地掉皮。他发现妻子的双腿常常青一块紫一块，便再三追问，刘玉梅这才轻描淡写地告诉他，是泔水桶碰的。每次回家前，她都用淡妆掩盖好自己身体和心灵的创伤。
当他们的生活状况发生改变，拥有自己的住宅和汽车，刘玉梅用自己灵巧的双手把房子布置得有如艺术的殿堂。她学会了英文和驾驶。当史国良和外界打交道时，她是他的耳朵、嘴巴和腿。本来她完全可以安心做家庭主妇，但她不愿接受丈夫的供养而继续打工。她在一家宾馆一个人负责16个房间的清洁，年年都被评为“优秀员工”，她还继续着自己艺术上的追求，她画的国画《月下荷塘》还参加了温哥华的赈灾义卖。
当史国良做出出家的决定，律师为双方准备了离婚文件，需要当事双方签署自己名字时，刘玉梅还不放弃最后的希望，颤抖的再一次问史国良：“我们能不能不办这个手续呢?”1995年10月，刘玉梅带着儿子亲自送史国良到美国西来寺。她对大和尚说：“我从来没有逆过史国良，这次也不愿逆他，我把他交给你……”话没说完，她眼里已噙满了泪水。
1999年刘玉梅回国探亲，满怀着喜悦和希望来看史国良。她说：“当初家人和朋友都责问我为什么同意你出家，我跟他们说：‘这是我的事，国良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他想做的，我永远都不会阻拦。’现在我也这样告诉你，我在尘世等着你，将来假如有一天，你需要我，只要说‘你回来！’不论我在什么地方，不论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会奔到你身边。”
史国良双手全十，对他的前妻深深行下一个佛礼。他已经没有了退路，作为立志行菩萨道的艺术家，他为自己准备的归宿便是从焚烧自己中得到精神与灵魂的升华。
由画家到和尚，重续画僧法脉这一强大的使命感落在了史国良的肩头。他认识到把艺术与宗教结合固然能达到艺术最高的境界，但用自己的艺术与专业服务于社会才是最崇高、最有意义的事情。让我们祈盼史国良为了弘扬中国的国画艺术的心愿得尝而大放光彩！
史国良档案
史国良（释慧禅）1956年生，中国当代著名人物画家，198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班。
1980—1985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
1986—1989年在北京画院一级画家。
1989年移居加拿大温哥华，1995年在美国西来寺披剃出家。
国家一级画家，中国美协会员，中央美院及首都师大美术系客座教授，温哥华华人艺术家协会副会长。
他的作品《刻经》荣获第23届蒙特卡罗国际现代艺术大奖赛“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大奖”，为此又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嘉奖。他的画风以写实手法、反映时代生活为主。功底扎实、笔墨厚重，是中国人物画坛写实画派的重镇。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东方之子》、《实话实说》等栏目曾作专题报道。为当代中国画僧的再传人。现定居北京。 调整字体: 【大号】【中号】【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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