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大会发言摘要（1992年 集体）

(1992年1月12日)

妙湛法师(厦门南普陀寺方丈、闽南佛学院院长)

　　我们这次能在上海开佛教教育工作会议，可以说是一次很好的转机。这次会议关系到我们今后的僧教育，关系到佛法的前途。我认为，从1980年在北京开会以来，这次会是最好的一次，可以说是谈到我们佛教的根本问题上来了。这几天大家讨论的办学的方针，认识可以说都是一致的，希望在今后的行动上也是一致的，行动上一致才能解决问题。我们朴老已80多岁的高龄，还在为佛教事业呕心沥血，我们诸山长老、大德法师、佛教的护法居士，还有对我们佛教有好感的专家学者，大家都是为了这一个问题，我想这次会议开得是成功的。今后希望能在这次会议的基础上，把我们的认识更提高一下，把我们的行动统一一下。我从出家到现在，有52年了，直到现在还是依然故我，认识上与出家前是有些不同了，在修行上却没有什么进步，很惭愧。现在又担任了南普陀寺的方丈、鼓山涌泉寺的方丈，又当上了福建佛学院的院长、闽南佛学院的院长，又是中国佛协的常务理事，我感到责任非常重大。希望我们不管是在家的，还是出家的，不管是在领导岗位上的，还是在学习修证上的，大家的思想要统一起来，为中国佛教的前途多用用心。我今年虚岁是82岁了，可以说是虚度了，但是我想在有生之年，在佛教事业上尽我能力，有多大力量就使多大的力量。既然大家都是佛弟子，就要把全部的力量拿出来放到这件关系到佛教前途的事情上来。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为佛教的前途多用用心。我们南普陀收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我们南普陀收入高的还有很多，但是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我们现在还有点儿建设任务，假使这个建设任务完成了，我们一年拿出30万、40万不成问题。我们一年收入二百四、五十万，拿出10%是不成问题的。我们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十方来的，要化在十方上。不能像现在有些庙，只顾自己，不顾总体，没有宏观眼光，这是不应当的。你有力量，你不拿这个钱出来，你干什么?请问你拿这些钱干什么?十方来的，应该用在十方上，三宝来的应该用之于三宝，不能用在其他方面。要集中力量，把中国佛学院办好。我尽我的力量，有一分的力量就尽一分的力量。不能像有些人似的，说起来如何如何重要，做起来就不是那回事了。我希望全国的佛教徒，要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办好佛教教育。

本焕法师(广州光孝寺方丈)

　　我这次参加在赵会长亲切关怀和领导下的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受到很大启发，这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鞭策。这次会议开得很圆满。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统战部、各地宗教局的领导同志，自始至终地参加会议，发表了很多指示。这次会议是一次特别的会议，解决了几个重要的问题。培养人才是关系到我们佛教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各位大德、各位居士对这次会议都很重视，大家积极讨论，发表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因此这次会议很有成效。今天到会的都是各地的代表，但还是很有限，譬如广东代表有三个，只来了一个。最重要的是回去作好传达宣传，一定要把这次会议的精神很好地传达和贯彻下来，特别是这个基金会(指佛教文化教育基金会)要作好宣传。各位大德长老都要把培养人才这个事业承担起来。我本人也要大力支持，回去一定发动大众，把这件大事贯彻落实。

吴立民先生(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

　　今天是释迦牟尼佛成道吉祥之日，祝愿佛陀智慧遍照之光，加持我们佛教教育的龙华初会圆满成就。

　　对汉语系佛教教育的意见和建议，已印有材料，兹不赘述。现补谈两点意见，一并请求指正。

　　第一，弘扬佛法(包括佛教文化教育事业)贵在当机而不为机所转。佛法是能够当机的。因为佛法是要解决人类生死问题，是要人们在生活中了生死，在了生死中生活。尽管时代不同了，人们已非唐宋元明清封建社会的生活方式了，但人要生活，要了生死，这个根本问题没有变，只要针对这个根本问题，佛法就能当机。现在已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年代，科技突飞猛进，宏观已能上天揽月，穷极黑洞天体的虚空界，微观已能合成分子，深入基本粒子的夸克层，但人类对人自己本身，比如对人体自身，人心自身，则知之甚少。人类的自我认识，可说还在幼稚阶段。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边缘错综，都呈现出新的高度综合和回转追求本身基础的发展总趋势，汇集到一点，都有一个共同要求解决人类自我认识的问题。科学的思想方法，困惑在主客观关系上，混淆而不能自拔，也要求解决人类主观自我认识之道。而佛法恰恰在人类自我认识问题上积累了大量的丰富资料和解决的法门，所以佛法是能够当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之机的。将来东西文化的结合部、科学技术新的突破口，将在人体、人心的自我认识上。可以预言，科学愈发达，佛法愈昌明。佛法既要当机，当然就要面向时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不为机所转而转机，就要适应现代而推动现代，适应世界而净化世界，适应未来而创造未来。例如培养僧才的院校教育取代丛林教育，就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从社会发展来说，是一大进步。但取代发展，应是批判地继承，扬弃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而不是迎合世俗风潮，丢掉佛法根本。要办好佛学教育，就佛教来说，我认为先要明确佛法贵在当机而不为机所转这个根本点。

　　第二，劝修禅定。所谓佛法，所谓佛教，简明言之，就是戒定慧三学。离开戒定慧三学，也就没有什么佛法、佛教、佛学可言。因为佛法是以戒定慧三学来解决人类的根本烦恼贪嗔痴的，是拿戒定慧三学来解决人类的自我认识和生死根本问题的。所以我主张佛学教育应是“三学为纲，修行第一，圆融二世，弘法利生。”三学首先是持戒，其次修定，然后证慧。我们要把办好佛学教育提高到佛涅盘时谆谆教导、殷切嘱咐的“以戒为师”、“戒(僧伽持戒清净修行)在佛法在”的高度来认识，才能真正反省内思，记取僧教育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办好今日的僧教育。持戒为修定的基础，而修定才能巩固持戒，在修定的基础上才能证慧，所以定学为三学中的枢纽。佛法的定学，精深博大，就法系来说，有如来禅、祖师禅、秘密禅三大法系，就性相来说，就是人类自身的息法、色法、心法三大法门。佛教各宗各派，无不有其定学，如小乘之五停心观，大乘法性之无得正观，法相之五重唯识观，天台之一心三观，华严之法界观等等，均属如来禅，都是转识成智的法门。禅宗之参禅，乃祖师禅，是即心成佛的法门。密宗之修法，如东密之五相成身观、阿字观；藏密宁玛巴之大圆满、迦举巴之大手印、格鲁巴之大威德、萨迦巴之大圆性慧，均属秘密禅，都是即身成佛之法门。转识成智，明心见性，即身成佛，广之为八万四千法门，约之为息法、色法、心法三法，都是教人从自己身上的息、色、心法上去修定。以色身透法界，以法界透色身，解决人类自我认识和人的生死根本问题。现在有些僧人之所以不能持戒，原因很多，但就自身要求来说，就是没有修定。因为人的生活，有两大根本问题，一是饮食，一是男女，所谓“食色性也，人之大欲存焉。”不修定，就不能正确对待和解决人的饮食、男女两大欲的生活问题。在家人如此，出家人更是如此。佛家的定功，不是一般地在一呼一吸上做工夫，而是在吸转为呼、呼转为吸的息道上做工夫，不是一般地在十二经络、奇经八脉上做工夫，而是在根本的命根气脉、明点上做工夫；不是一般地在生活力上做工夫，而是在生命力上做工夫。一句话，是在人类生命的本原上做工夫，所以它才能解决人类的自我认识和生死根本问题。这是佛教独特的不共法，是佛法的根本，我们为什么要丢掉这个金饭碗而去讨饭吃呢?所以佛法重在修行，所谓修，就是持戒、修定、证慧。就佛教徒来说，只有真正修行，才能真正爱教。只有真正修行，才能真正爱国。也只有修行，才能真正行菩萨道，无我为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与共产党的领导相协调，为祖国的两个文明建设作奉献。中国的历代高僧大德，都是世出世法圆融的。他们在佛法上精进修持，绍隆三宝；在世法上崇报国恩，弘法度生，他们把佛法(爱教)与世法(爱国)高度统一(圆融)起来。在今天，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僧人，如果不讲修行，很难说他是爱教的；不讲修行，也很难说他是真正爱国的。所以在佛学教育上，应该劝请持戒，劝修禅定。以真实的修行，庄严我们伟大的祖国，报答党和祖国及人民大众给予佛教的恩情。

　　以上所说，难免白衣唐突之罪，但肺腑由衷之言，愿受棒喝。

何泽君(江苏省宗教事务局副局长)

　　这几天我认真学习了赵朴老的讲话和各位大法师的高见，受益不小。我们江苏有两所佛教院校：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和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我们回去以后要把这次会议的精神，特别是赵朴老的讲话认真地传达、学习、贯彻，对当前佛教院校、寺院管理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在佛学院全体师生中间及我们机关宗教工作干部中间认识要统一，要认识到我们肩负的任务是艰巨而伟大的。我们也相信通过这次会议的传达贯彻，特别是这几项措施一步一步地加以落实，我们汉语系的佛教教育工作必将出现一个新的局面。我们的寺院管理工作，必将出现一个新的局面。我们中国的佛教事业，更加与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协调。作为一个政府的宗教工作干部，在工作过程中，要积极支持佛教界的朋友来做好这一工作。我到明年就要退下来，但我想我人虽然在宗教工作这条战线上退下来了，我的心还是要继续关心、支持我们的佛教工作。

惟贤法师(四川重庆慈云寺方丈)

　　我觉得佛教教育与社会一般教育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

　　一、就办学方向来说，根据中共中央(1982)19号文件规定：“造就一支政治上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又有相当宗教学识的年轻宗教职业人员队伍。”这一精神，培养青年就是要爱国爱教。这一爱国爱教的方向，佛教与其它宗教都是共同的。但佛教根据其教义和学佛目的，又有不同的特殊性，就是“住持三宝，续佛慧命”，就是“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一伟大任务就包括其中。所以，佛教院校培养的人材，决不能世俗化，而要佛教化。

　　二、就教学内容来说，一般社会学校都是德、智、体(或再加“美)并重，这点与佛教是共同的。但佛教又有其特殊性，佛教讲信、解、行、证。由信解行证得最究竟的果位，就是菩提和涅盘菩提称为智德，涅盘称为断德，非般若慧不能证菩提，非断除烦恼不能证涅盘。佛教的正信是信仰三宝因果真理、修持功德；正见是缘起性空之见；正行是戒定慧三学之行。这信、见、行的中心，就是一个德字。学佛就是要在修持中求受用，经过闻而思而修，才能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才能二谛圆融、契合中道。这次赵朴初会长讲话提出的“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以德为体，我是深有感受的。这样培养出的僧材，就能继承和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管好寺庙，弘扬佛法，为社会主义建设，为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所以佛教的教学精神，决非纯学术化，而是德行化。

　　三、就学院组织来说，行政管理、教务、训导等，都是共同的。但佛教学院又有其特殊性，就是僧团的“六和精神”，即身和共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具此六和精神，才能思想一致、行动一致、加强团结、遵守团体制度、推进各项工作，才能养成很好的学风和道风。这是所有佛教寺院、学院、组织都应该奉行的。这不是无纪律、无原则的自由化，而是六和化。

　　另外，我要提出一项建议：僧伽是住持三宝，居士是护持三宝，都是使正法久住、利益众生。我在汉藏教理院读书时，同班就有一部分在家同学，这些同学后来在各个岗位上，忠于职守，并发挥了护持佛法的一定作用。眼前的赵朴老会长，是现身菩萨、维摩再来，对复兴中国佛教、传播佛法真理，对祖国建设、维护世界和平，都建立了伟大的功勋。这是一个德才兼备的典型，是四众弟子尊敬、学习的榜样。僧伽、居士，都应该有继承人，所以我建议，在各级佛学院，都应该接收一部分适龄的居士参加。

仁德法师(安徽省佛教协会会长、九华山佛学院院长)

　　通过这次大会的讨论与学习，使我们对培养僧才既是当务之急、又是千秋大业的重要性有了统一认识，并且提出了具体解决方法。现在关键的是各位代表回去以后，能否将这次会议精神向当地佛教界传达、贯彻、落实好，使这次会议开过以后能真正起到作用，收到满意效果。作为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位代表，回去以后，我一定会把这次会议的精神向安徽省和九华山佛教界人士传达好，动员和号召他们一起行动起来，真正做到从人力、财力、物力方面倾斜到教育上来，使我们安徽省佛教教育工作开拓出新的局面。

明学法师(苏州灵岩山寺方丈、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副院长)

　　这次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非常重要，也开得很及时。我表示：这次会议结束后回去，要及时传达，做好思想工作，取得共识，提高认识。我们苏州市三个大寺院的经济情况还好，对佛教文化教育基金可以资助，用来表示我们的行动。

王雷泉教授(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主任)

　　我是一个教外佛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有幸在这次会议上亲近各位大德善知识，并和各级政府宗教部门负责人、佛教界诸山长老、居士与学术界专家学者共商决定中国佛教前途和命运的大计，对于敬爱的赵朴老和中国佛教协会所给予我的殊荣和礼遇，谨表示衷心的谢意。中国知识分子有个传统，叫做“士为知己者死”。本着关心中国佛教事业就是关心中国文化慧命的认识，我不揣冒昧，在各次小组会上坦陈己见，不当之处，尚祈各位大德长者批评指正。下面我简要地汇报一下参加这次会议的感想。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对话的时代。去年春天，我们邀请了美国天普大学宗教系主任施维德勒教授来复旦大学讲学。他著有一本《存在，还是灭亡》(BeingorDeath)，谈到宗教要在当代存在和发展，必须注意四个方面的对话：第一，宗教内部各派系、各阶层间的对话；第二，诸教之间的对话；第三，宗教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和世俗各种思想文化体系之间的对话；第四，宗教与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他的观点可以商榷，但我感到，这次会议正是体现了对话的精神，才开得如此圆满、如此成功。

　　所谓对话，就是存异求同，在承认各自差异的前提下寻求合作的基础，取得共识。我不是佛教徒，在坚持宗教与政治分离、宗教与世俗教育分离的原则下，我认为可以在以下两个共同点上找到学术界与佛教界在佛教文化教育事业上相互支持、共同前进的认识基础。第一，宗教主要在情感和意志上对人存在上的缺陷作一种弥补和超越，是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宗教对个人提供安身立命之处，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对社会提供了一种宣泄和解毒机制，维护着社会的安定和精神生态平衡。宗教是个人的精神家园和整个社会的精神公园。因此，宗教对净化人生、稳定社会、维护世界和平和保护人类生存环境，起着为其他思想体系所无法取代的作用。宗教的形式可以转化，宗教的内容可以提升，但宗教本身将与人类共同存在和发展。第二，佛教是一种重智慧、重内证的宗教。佛教以缘起法为哲学基础，以对现实人生作一切皆苦之价值判断并指出解脱途径的四圣谛为教义总纲，戒定慧三学则为达到宗教目的的修行方法。佛教传入中国，已构成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离开这一文化传统，我们就不再成为中国人。我完全同意刚才吴立民所长要重视戒律、重视禅定修习的呼吁，由于自己没有这方面的修证体验，我这里只谈慧学。慧学有闻、思、修三条入路，以修慧为究竟，只有通过如理修行才能获得，但闻慧与思慧必须通过文化教育的途径。事实上，佛教是最重视教育的。作为一种重智慧、重理性的宗教，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与历史上大批知识分子的参与是分不开的。

　　如果以上两点能成为我们各方面人士共识的话，那么赵朴老讲话中指出的“称职、合格的佛教人才奇缺同佛教事业的建设与开展之间的矛盾成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在具足外缘的情况下所要解决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这一重要论断，实际上反映了佛教与社会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现阶段的佛教状况不能满足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中的宗教需求。这一矛盾的焦点集中到佛教教育事业上。这样讲，并不是说过去十几年就不重视佛教教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落实宗教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兴办各类宗教院校，这表明政府和宗教界对培养宗教后继人才的重视。但是，从认识上的重视到具体落实贯彻，要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

　　让我们简短地回顾一下落实宗教政策十二年来的佛教基本趋势：在佛教事业中断十几年之后，佛教界的主要精力只能放在落实政策、修建寺庙、重组僧团和各种增强经济实力的事务中，这是势所必然，今后还是要投放相当力量的大事。在处理这一主要矛盾的过程中，也滋生了佛教非宗教化，、非学术化的倾向。时至寺庙修建和僧团重组粗具规模的今天，原来被掩盖的非主流问题就逐渐上升为关乎佛教生死存亡的主要问题。大家对中国佛教教育不尽人意之处提出了种种原因和对治方法。根据我的理解，是否可概括为三个主要原因和理顺五层关系。

　　三个主要原因是：第一，对宗教的本质、地位和作用缺乏认识。学术界可以对此问题有种种不同认识和争论，但对宗教徒来说，如果认为宗教是一个趋向消亡的落后事物，其主要方面是消极的话，那什么事情都无法做好。名不正则言不顺，理不直则气不壮，气不壮则事不行。社会之所以需要佛教，就在于它是宗教，失去这一特点，从立足点上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所以，我同意大多数代表的看法，社会对佛教的要求已从“僧要象僧，庙要象庙”，提高到“僧要是僧，庙要是庙”。佛教徒必须树立对自己宗教的信心和主体意识，要发扬自尊、自重、自强、自立的精神。第二，在人事和组织体制方面还有许多有待改进之处。第三，缺乏足够的教育资金。

　　我认为大会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理顺了下述五层关系：第一，从偏重于国外、海外的接待、交流方面倾斜到重视国内佛教事务；第二，从偏重顺应世俗方面倾斜到加强佛教自身建设上来；第三，从佛教内修庙、塑像、开光、升座诸法务活动中倾斜到文化教育事业上来，第四，从佛学院遍地开花、各自为政的状态中倾斜到集中力量办好一、二所佛学院上来；第五，从办学诸多要素中倾斜到提高师资水平、加强教材建设上来。

　　我们拥有辽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具有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从信徒的绝对数和佛教文化遗产来看，尽管目前佛教事业的水平落后于海外，但世界佛教的重心依然在我们中国。我们还有一个独特的优势，那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我们发扬全国一盘棋的精神，从大局出发，从全局出发，加强合作，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那么我们就可能在某些方面赶上海外水平，经过一、二代人的努力，积小胜而成大胜，使中国佛教重新走在世界前列。

　　现阶段的佛教事业和佛学研究百废待兴，可说是唇亡齿寒、相依为命。上海佛教协会高瞻远瞩，在上海宗教事务局支持下，委托我们复旦大学哲学系举办佛学研究班，培养佛教界急需的管理、教学和佛教文化事业人才。这是我们对佛教教育事业的一点支持，也是对佛学院对我们支持的回报。记得十年前，我攻读研究生阶段，佛学资料极端缺乏，为搜集资料，我到天台山参访，在中方广寺遇见中国佛学院的白光法师，在他的指点下，请到了正果法师著的《止观简介》、《禅宗大意》等佛学院教材。在这之后，中国佛学院、闽南佛学院、福建佛学院都给我们提供了一批佛学教材，支持了我们的佛学研究和教学。我主持佛学研究班以来，感到最大的困难还是缺乏足够、适用的佛学教材，而这一困难远非我们一个单位所能解决。去年四月，我写了《关于协调中国佛教教科书出版的建议》，呈送赵朴老和中国佛协以及诸山长老，经朴老批示，刊登在1991年第8期《法音》上，也得到隆莲、圆拙、妙湛、茗山、明学、学诚、圣辉等法师的鼓励和支持。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佛教协会决定发起成立“佛教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和“汉语系佛教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为加速佛学教材建设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为响应赵朴老的号召，也受我们上海明、真禅等大和尚慷慨解囊之菩萨精神的感召，我们决定把上海佛教协会拨归我校佛学研究班开办经费的一万元余款，捐献给基金会。这笔钱取之于佛教，也必须最大限度地用之于佛教文教事业。一滴水只有融入大海才永远不会枯竭。我们只能提出时代所能允许我们去做的任务，但我们应该顺应时代潮流并带动时代前进，而不是落后于时代并拖住时代的后腿。教师的使命是奉献，如同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在这个意义上，教师的职业，同宗教，同艺术中的悲剧，在精神上是相通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为中国文化慧命所系，让我们精诚合作，携手并进!

戒圆法师(湖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

　　这里我只谈谈我们能不能培养出合格的佛教人才问题。

　　第一，什么是合格的标准。有的说要三学为纲、修行第一、圆融二世、弘法利生，我很赞同这十六个字。有的说要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这很对。我主张要爱国爱教，能文能武，行解相应，内外兼通。只有爱国，才不会迷失政治方向；只有爱教，才能为事业而奉献终身；既能掌握文化，又有健康身体，才会克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病态；有解无行不行，有行无解不行，一定要行解相应；在学问上一定要内外兼通，才能契机契理，弘法利生。因此会上提出学修一体化和树立为国为教为民奉献的精神。一个知识分子型的佛教僧人，通过努力做到上述这些，那就合格了。

　　第二，能不能实现这个标准。我认为存在着充分的可能性。一是从外部环境来说，我国政府，有正确的宗教政策，不主张僧徒生活世俗化，相反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僧徒世俗化了，那是那个国家的政府用行政命令推行的。二是从内部因素来说，佛法是一个文化宝藏，它确确实实有不可推翻的客观真理，总有敢于为追求真理而冲破五欲关、勇攀三学山的不愿虚度一生而毫无所获的勇士和智者。三是从历史情况来说，在私有制的社会里，佛教界尚能够涌现像僧肇、吉藏、智、玄奘、法藏、善导、道宣、慧能、一行、太虚、弘一那样的高僧大德，难道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里，我们就不能继承和发扬历史传统吗?四是从目前状况来说，僧才是青黄不接，后继无人，这是危机。本世纪八十年代法尊、巨赞、正果、观空、明真五位第一流的法师先后圆寂，但我们也要看到通过中国佛学院、闽南佛学院、福建佛学院、四川尼众佛学院等院校的培养，我们也出了大批比丘和比丘尼的有用之材。如能做到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视五欲如敝屣，爱三学如生命，是有培养前途的。我们要爱护这些青年，支持这些青年，寄希望于青年一代。这次会上妙湛老和尚、明法师这种布施精神，是每一个老一代佛教徒的榜样，我个人对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只要我们在中国佛教协会的领导下，认真地、不断地分析矛盾，及时地、扎实地解决矛盾，在九十年代里我们一定会在佛教教育事业上做出可喜的成绩，一定能够培养出合格的佛教人才，达到续佛慧命、绍隆三宝、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目的。

白光法师(中国佛学院副教务长)

　　佛教人才断代的情况，不是从今日始。文革之中，我们佛教的英才被摧残殆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中国佛学院，就北京地区而言，幸存了五位老法师和一些中年法师、居士、佛学研究者，看似人才济济，但潜伏下的危机，没有被充分注意。再加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步落实，开放了许多寺院，十年来佛教界的精力大都投入到庄严佛刹、开光升座上，对佛教人才断代问题还顾不上解决。直到1989年前后，五位老法师相继圆寂，我们的刘明渊老师、郭元兴老师、虞愚教授又相继去世，再加上又有两位老师因工作繁忙而辞掉教学工作，中国佛学院师资紧缺，人才断代问题愈形突出。这次大会如同当头棒喝，让我们所有佛教徒头脑清醒过来，认识到佛教正处在存亡继绝的紧要关头。我们只有取得共识，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在中国佛教协会的领导下，把人才、物力、财力倾斜到佛教教育上来，才能渡过当前的难关。

学诚法师(福建莆田广化寺方丈)

　　许多关心佛教的人，尤其是佛教界的有识之士与师长前辈们，对佛教界未来的前途与命运，都充满了忧虑与焦急，究其主要原因，是佛教的合格人才大量缺乏，难以适应与满足时代、国家的需要。造成佛教人才缺乏的因素固然有多种多样，但是最根本的是佛教教育与佛教寺庙的逐渐修复、社会上信仰佛教的人数日渐增多，没有成为正比例，不能跟时代同步进展。这次会议，大家都对朴老讲话的中心主题“如何搞好佛教教育工作”，发表了许多宝贵意见，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与热烈的讨论。我觉得佛教教育工作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佛教教育必须积极引导广大四众弟子从原始的、局部的、片面的、落后的、短视的陈旧观念里解放出来，统一认识，统一思想，集中全力，一以贯之地投身到佛教教育工作上来。佛教的核心思想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究竟目的是让三界六道的一切众生都脱离烦恼束缚的痛苦，获得永恒自在的安乐。所以，广大佛教徒不仅不应当有负众生对自己的供养恩德，而且应自觉主动地加入建设四化、建设国家的行列，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佛教教育事业!

　　第二，佛教教育必须积极引导广大四众弟子走面向社会、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道路。佛教是在人类社会中诞生的，它的存在与延续，只有与社会相适应、相协调，才能顺应民心，因势利导。佛教广博精深的教理，使古今中外许许多多思想家、哲学家拍案叫绝、赞叹不已；佛教大慈大悲的普救精神，曾经使许许多多对人生感到苦闷与彷徨、孤独与寥落的人们，重新获得生活的幸福与心灵的安慰；佛教辩证思维与缘起因果的理论，曾经启迪了许许多多中外学者思辩的深邃与发达；佛教丰富多彩的文化和超然脱俗的艺术，曾经给人类展示了无比辉煌灿烂的篇章，并且广泛地影响到社会各个领域；佛教历代高僧大德的嘉言懿行，曾经为人类社会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所有这些，都已历史地成为广大佛教徒与中华民族的自豪与骄傲。然而，在现今的中国，佛教文化、佛教教育、佛教研究、佛教工作、佛教服务，却远远地落在其它佛教国家的后头。一味欣赏或赞道古人的成绩，一味羡慕或依靠国外的研究成果，而自己不去创造与努力，不仅不能成为世界佛教的主人，只能变成世界佛教的包袱。所以，我们理应扩大视野，放眼世界，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齐心协力，重振中国佛教在世界上的雄威!

　　第三，佛教教育必须积极引导广大四众弟子在继承和发扬佛教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本着积极进取与勇于开拓的精神，大量地吸收现代科学中涌现出来的观点正确、内容新颖的研究成果，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学术领域。佛教教育从广义上讲，是一种高层次与多层次相结合的教育，它以人生及宇宙间万事万物、广大无垠的范围，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远远地超过普通学科所研究的境地。它透过事物的现象而对本质的分析与解剖，实有许多不同与独到之处。我们如果能够继承这些优良的佛教文化，然后进一步挖掘潜力，吸取精华，发扬光大，本身就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类一种难以替代的贡献。

　　第四，佛教教育应该要早日建成一套完整的教育体制，勇于肯定佛教徒的研究成果。今天的佛教，是面向人间、面向社会、面向大众的佛教，因此，在佛教教育方面，于情于理都应本着与时代相一致的教学方法。而目前的佛教教育既缺乏统编教材，又没有完善的教育体制，造成反复、重叠、混乱的局面，浪费了大量的物力与财力，消耗了宝贵的时间与精力，最终并没有出现什么理想的结果。此次大会在1986年所划分的初、中、高三种级别佛学院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与规定教育体制。热切盼望在佛教大德、诸山长老的发心努力下，在各级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在社会有关人士的大力支持下，能够把三级佛学院的规划落到实处，真正形成一套完整的教育体制，并把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期望在办好中国佛学院的基础上，把每一所佛学院都办得有声有色，蒸蒸日上，使全国青年僧人有着良好的修学次第与生长环境，真正达到早出人才、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目的。

灵光法师(中国佛学院教师)

　　当前办僧伽教育重要的是牢牢紧记佛陀的遗教——以戒为师，这是每一位佛子学修的根本。佛陀立教，毗奈耶为先，波罗提木叉是通向涅盘的关键。培育合格的佛教人才是我们的头等大事，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庄严使命。

真禅法师(上海玉佛寺方丈、上海佛学院院长)

　　这次会议可说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佛教史上可以说是一次创举。解放前，佛学院在各大寺院也办了不少，也培养了一批人才，但也有些寺院办学实际上就是挂挂牌子。牌子挂得很大，里边没有几个学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号文件颁发后，全国汉族地区开办了不少佛学院，但人才紧缺问题仍未解决。现在僧教育问题很重要，其落脚点在教育经费上。办教育就是两个事情，一个是人，一个是钱。有人没有钱就不行。比起解放前太虚大师办教育时到处化缘，现在的形势好得多。全国一百四十多所重点寺院情况都有所好转。小组代表们建议，从全国142所重点寺院，按照每年收入的百分之几，使用到教育经费上来。我们上海佛教协会也早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完全同意这个意见。这是一个根本大计。现在可以这么讲，经费问题过去都是靠着赵朴老的威信，靠朴老写一封信来解决的。所以没有一个制度、没有一个办法，这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全国142所重点寺院有些经济上还有困难，中国佛协还要给其补助，但有条件的一定要按照这一办法，每年拿出一部分钱来投入到佛教教育上。

王宏逵先生(上海市宗教事务局局长)

　　这次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在上海召开，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会议尽管只进行了短短的几天，但在这几天当中，我越来越认识到赵朴老报告的重要性，越来越认识到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我感到这次会议一定能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载入史册，产生深远的、不可磨灭的重要影响。我在开幕式上讲了，这次会议在上海召开，我们不仅表示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同时也感觉到会议本身对上海的宗教工作、佛教工作是一次检验。我们也认识到各兄弟省市的朋友们到上海来，对我们的工作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这几天会议的实践确实说明了这一点。会议过程当中，在座各位对上海这次活动的具体安排真正提出的意见好像不多，但是在实际工作当中，我们深深感到，暴露了我们工作上的很多不足之处，有待于我们今后进一步改进。也让我们真正感到，各兄弟省市确实有很多好经验，远远超过我们的工作，值得我们学习。因此，我们觉得这次会议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会议马上将要结束了，赵朴老等会儿要作总结讲话，刚才赤耐副局长已经作了重要的指示，从地方的宗教部门来讲，我们有责任把这次会议的精神向我们上海全市的宗教干部进行传达，把这个精神学习好，并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努力贯彻好。我们也有责任帮助上海佛教协会、上海佛教院校，按照会议精神，把今后的佛教教育工作抓好。从会议当中，我们已经感到上海佛教教育工作有不少问题。各地的很多先进经验，我们很可以借鉴，很可以学习。我们一定帮助院校，按照会议的精神，努力把今后的佛教教育工作搞好。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培养出新一代称职、合格的佛教人才。从我们宗教干部来讲，落实好宗教政策，作好宗教工作，包括佛教工作，培养好宗教界、包括佛教界的新一代的人才，是我们的职责，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我经常喜欢讲一句话：这是我们宗教干部的“天职”。我想我们今后，一定按照会议的精神，努力做好工作。

　　(法音1992年第3期/总第91期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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