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战其人》：少年轻狂 青年内敛

 
　　祖籍台南 大陆出生

　　连战祖籍福建漳州府龙溪县，清康熙年间迁台，定居于台湾府城（现台南市宁马坊），至连战已延续九代。

　　祖父连横（字雅堂）曾在时负盛名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俄文，日本人在台南创办《台潮日报》时，受聘任汉文部主笔，一九零五年在厦门创办《福建日日新报》并加入“同盟会”，是著名的《台湾通史》一书的作者，并著有《台湾语典》、《大陆诗草》等，为晚清和民国初年的一代大儒，在台湾具有崇高的地位。

　　父亲连震东毕业于日本东京庆应大学，从政四十余年，是台籍国民党高官的“样板”。早年追随国民党元老张继开始了政治生涯，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官居蒋介石政府“行政院”内政部长、政务委员，国民党中常委、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总统府”“国策顾问”等显赫职位。母亲赵兰坤，燕京大学毕业，当过中学教员和训导主任。

　　其父连震东一九二九年在日本庆应大学毕业后返台。其祖父连横不甘于他的独生子连震东受日本奴役，于一九三一年命连震东赴首都投奔张继（字浦泉，是国民党创党元老，北伐时的监军二老之一，另一位是吴稚辉）。当时张继任国民政府委员（主席为林森），可见张继在国民政府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连横将独子连震东托付给张继，让连震东在宦途得到照顾，是他一辈子中所做的一件重要大事。连震东于一九三一年“回国效命”。一九三二年淞沪战起，张继前往西安，力主设京西筹备委员会，建设西北，作为抗日基地。连亦随同前往并被安排在陕西省西安市任“西京筹备委员会”专门委员。（当时国民党有筹设“五京”之意，除首都南京之外，拟设西京、北京、中京等“筹备委员会”。）

　　连震东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与出身沈阳名门之女赵兰坤结婚，在西安居住了九年，一九三六年在西安生下连战。连战五岁那年即一九四一年开始上学，就读于西安作秀小学一年级，翌年转学至新街小学二年级，一九四四年因连震东调重庆任职，随父迁至重庆就读于重庆南山小学四年级，一九四六年也就是连震东去台湾受降后的次年，连战随母搭船回到台湾，插班进入台北市日新国小六年级就读，毕业后直升成功初中，后又考入师大附中。

　　连战一九三六年八月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连战出生两个月前，即一九三六年六月，其祖父连横在上海病重将逝，知悉其儿媳临盆在即，深感国家多难，眼见日寇入侵，中日必将一战，连横油然兴起“唯有挺身而抗方得恢复家园”之叹，临终时对子、媳叮嘱曰：“中日必将一战！假如生的是男孩，就叫‘连战’，因为它除了寓有自强不息的意义之外，还有克敌致胜、光复故国、重整家园的希望！”（连战：《祖父与我》）连战出生后，其父、母遵其祖父之嘱，为其取名为“战”，但其母感到让儿子“抗战”终生，未免太辛苦，所以又为他起号叫“永平”。

　　先为学者 继而从政

　　幼年时期，连战活泼好动，他自己曾经说：“真实的我，从小是个活泼好动的孩子，一点不拘谨羞涩，我热爱阳光和大自然。”“我顽皮好动的个性，到了七岁八岁‘猫狗都嫌’的年龄，着实令母亲和师长头痛不已，还记得母亲有个治我的法宝，就是她非离开片刻不可之时，用笔在地面划一个圈圈，命我坐在圈圈里的板凳上不准出来。母亲回来如果发现我有离圈违令之嫌，免不了要吃顿拳头。”“为了调理我的顽皮好动，后来母亲又想出了拘孙猴子的紧箍咒，就是开始让我学钢琴。记得初请来一位张彩湘老师，非常严格，简直是以造就音乐家的水准训练我，每周一次，每次两小时，对我而言简直是受苦刑。”

　　至于读书成绩，连战自己也坦然承认，从来都没有拿过榜首，也志不在此，只要过得去就行了。在他的身边始终有一大批玩伴，众星捧月似的陪着“阿战”吃吃玩玩，连战从幼年时期开始就酷爱运动，在师大附中读书时不但是篮球校队也是游泳校队成员，是水陆两栖运动健将。

　　连战在初、高中读书期间，连震东已经官运亨通，这时的连府环境与前大有不同，连战除了是学校的篮球、游泳、双杠的校队队员外，已经开始在淡水打高尔夫球，玩伴都是些高官富商子弟。台湾的阳光使得青春时期的连战更为活泼，除打高尔夫球外，郊游、参加舞会等样样都来，收集邮票和唱片也成为他的嗜好。自那时开始就与原“中研院”院长兼原子能委员会主任钱思亮的三公子、现任“外交部长”钱复，原台湾农业复兴委员会主任委员沈宗翰之子、原“行政院”政务委员沈君山，原“行政院长”、“副总统”陈诚之子、现任“监察院”院长陈履安并称台湾“四大公子”。对“四大公子”的说法，在台湾还有两种，一种是蒋经国之子蒋孝武、陈履安、周一熹及连战；一种是钱复、陈覆安、宋楚瑜和连战。无论哪种说法，连战都榜上有名。连战本人对于“四大公子”之称解释说：“所谓的‘世家子弟’，背负的极可能是沉重的传家使命与不可不成材的自我激励，滋味相当壮烈，非妄封我‘四公子’的人所能想象。”

　　玩归玩，到了临中学毕业的时候，连战在父亲的亲自督促下，还是下苦工夫狠狠啃书本，将自己拼上了“台大”政治系。这场苦拼已造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他自己就说过：“我开始成熟，懂得收敛起玩性。”并且还说：他在专心念书的时候，真能够“老僧入定”心无旁务。当时在台湾大学有传统，门槛高，自由风气盛，进去以后读不读书要看学生本人。教授管不着，教官更管不着。按规矩，教授上课要点名，但有些教授根本不理会这一套，他来讲课，班上学生七、八十人，谁是谁，他不管那么多，只低着头念讲义。所以，混个毕业也不是什么难事。但要拿到外国著名大学的入学许可证，就不得不从一年级就开始努力。因为对方审查资格，要看四年的全部成绩单，如果平均没有80分，是不容易过关的。连战在“台大”确定下了一番工夫，四年下来他虽然没拿到榜首，但拿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入学许可证，可以前往进修硕士学位。当然最高兴的是连震东，眼看着儿子跨过了第二道门槛，就再也没有任何东西也可阻碍连战在仕途上的顺利发展了。

　　连战在美国芝加哥大学，通过努力于一九六一年以全A的成绩取得了国际公法与外交学硕士学位。一九六五年九月又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并与方瑀成婚。婚后第三天以就二十九岁的年龄初为人师，登上了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讲坛。当时每周教学九小时，每间大班教室有二百名洋学生，必须用英文教学，心情当然很紧张。他回忆说：为了课程，每每通宵准备，不敢成眠。在窄小简陋的公寓中，绕室演练，妻子坐在沙发兼床的角落，充当观众来评审。战战兢兢，全力以赴，直到第二年才算定下了心来。

　　在威斯康辛大学任教不久，因其妻子方瑀从明尼苏达大学转往康涅迪克大学，连战也转往康涅迪克大学继续任教，前后在美国任教三年多。一九六八年应“台大”校长钱思亮之聘，回台湾担任台湾大学政治系客座教授一年，开设政治学、西洋政治思想史及国际政治三门大学部课程。次年被聘担任政治系主任，随后又在“台大”政治研究所任所长，前后达六年之久。在这六年之中，正逢“台大”政治系教授新旧交替，连战便大展其抱负，打破门户、聘请各方人才，使政治系有了一个更开放的研究环境。在这段时间里，连战似乎处于“仰望”阶段，还没有与政界人士频密往来，他本人也颇满意在学术界的地位。其间发表政治方面的论文多篇，分别见诸于《大英百科全书》、《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亚洲季刊》等学术杂志，并著有《西洋政治思想》、《民主政治基础》等著作。

　　当时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杭立武，在其所内成立了秘密的外交、经济两个研究小组。每个小组延聘六位学者负责建立，且直接由“行政院”院长蒋经国负责，是一个高层次的智囊团。连战受聘担任外交小组的成员。对于这位年轻的学者，蒋经国十分青睐，经常被召见长谈。刚自美国回台不久的连战即在国民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一九六九年九月又以“台大”教授身份奉派担任出席联合国第24届大会代表团顾问，随后，连战正式步入了政界。

　　不苟言笑 拘谨严肃

　　从政后的连战仍仍保持着学者风度，即使做出成绩来，也不太喜欢吹嘘，因此连战被台湾称为劲气内敛型政治人物。接近他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平常不苟言笑，不善交际，生活态度极为严肃。虽然他在青年时期活泼好动，玩性较大，但由于出身世家，受到严格的家庭训教，且随年龄的增长、学识的提升和地位的变化，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这种拘谨严肃的性格。

　　过去“交通部”的一些官员曾反映，连战在“交通部长”任内，外界曾评论说他对交通完全是外行，他担任部长，说穿了也只是混个资历，图个官位干干而已。其实他也做了不少事，包括铁路地下化的规划与施工，开辟台湾至荷兰航线，拓展台湾与欧洲的直航等等，对此他从不张扬，对外界的评论保持沉默或一笑置之。

　　由于出身政治世家，连战对为官之道，也有一套独到见解。据说，其父连震东曾叮嘱连战，为官要如骑脚踏车，头不断地点，脚拼命地踩。由于深谙其中奥秘，连战踏入政界后，作风颇为内敛，尽量避免曝光，凡事不抢第一，同时和新闻界保持适当的距离。虽然传闻他在出任台“交通部长”期间，不太理会舆论界反映，有人批评他态度孤傲带有世字子弟的习气，交通记者联谊会几度想要“修理”他，但他非常沉得住气，一点反应也没有，甚至表露出对官职毫不眷恋之意。可见，对他个人而言，外界的毁誉不会改变他的处事风格。华夏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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