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疼与心疾

● 李慧玲

　　牙疼得实在耐不住了，我只好翻阅床边的《京城御鉴》，在“黄页”当中寻找牙科医生。后来翻到了一家外国连锁牙科诊所在我住的酒店附近所开的“分店”，上网看了它提供的服务范围，又拨了电话打听拔牙的价钱。一切听来都好，我立刻出发。报上看到关于医生招摇撞骗，没有医德的新闻不少，让人没有信心。我战战兢兢地去，但是在战战兢兢之中又有些好奇和兴奋，事情总要去尝试，才有自己的体验。

　　那是近两年前刚到北京的第一个星期六，牙髓发炎，从前补的一颗牙因为之前医生没有把牙神经处理好，结果又引致牙根发炎。大夫检查之后问我从什么时候开始疼痛，我说星期三。他说，肯定没有睡好吧，里边脓肿，晚上更疼。

　　这个牙科诊疗所开了没几天，连凳子也都是新的。大夫大概五六十岁，不是外国人。知道我是岛国来的记者，他像找到了一个可以说话的对象一样，边看牙边谈世界大事。打了麻醉剂，他仔细地帮我切开，用着一件件看来是新的器具，老练地在我的口里游转。

　　处理完我的牙，他坐在办公桌前写我的病例卡。填写日期时突然问我知不知道那天是什么日子，9月13日，紧接着又说，是林彪出逃的日子，问我知不知道林彪是谁。

　　我不知道外面是不是有别的病人在等着，但是在诊疗室里他谈得兴起，言辞批评中国。之后我去复诊，他带了《参考消息》转引香港报纸批评大批大陆游客吵闹、不文明行为的新闻给我看，又再把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大骂一顿，恨自己不能离开大陆。他用教训的口气说，像我们这样的外国记者，不要被表面的中国繁华现象所迷惑，要暴露中国的阴暗面。比如教育、卫生，都是一堆堆的问题，问我知不知道。

　　我没有想到去治牙也会碰到这样一位愤世嫉俗的牙医。在牙齿肿痛的境况里，我其实只把自己当作一个平凡的求医者，希望对方是个好牙医。北京人再关心政治，也不必时时都是时政评论家。我只是牙疼，他则像认定自己独个背负着整个中国的苦难，只有他最清楚中国的弱点似的，痛苦不堪。我们说不上交流，因为我牙疼不能多说，而他一副他懂我不懂的样子，不容置喙。是因为他在过去的生活中碰过不平的事，还是在文革中尝过人性的扭曲？还是有其他原因？我只能尽量从理解他的角度去想，或许聆听能够起治疗的作用。

　　一个月后，牙齿又疼了。我再回去诊所，护士说大夫放假去了，由另一个年轻的大夫帮我检查。年轻大夫说这个问题与上回不一样，现在是牙周的问题，先帮我上药止痛，让我消了肿再去。

　　两天过去，大清早我的手机响了，原来是那位愤慨的大夫打电话来。他问我牙齿还疼吗，我心里一阵感动，真是体贴的医生。再往下谈，他其实不知道我最近又去过诊所了，因为他说那个牙科诊所“有问题，不能去”，接着又痛斥中国医务界和教育的腐败，连带又大骂中国人，还说了一番中国即将崩溃的话。

　　听他边说边打嗝，我起初以为他是吃得太饱，后来听他越来越激动，像是喝过酒。再问下去，他被解雇了，说是经营诊所的“女同志”，与诊所一个“什么都不懂来自农村的女护士住在一起”，听信了护士的话把诊所原来的其他人一个个都解雇了。这笔帐，他当然又算在中国人性的缺陷上。

　　我越听越惊，这次终于有了自己的体验。他被解雇的原因是真是假对我不重要，我也不会由此来得到“中国的牙医就如何如何”的结论。就像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我们都可能有想不到的际遇。我想到的是自己的牙……

　　奇怪的是，之后那牙一直也没有大发作。大夫倒是偶尔就出人意表地给我打电话。萨达姆被捕后，他曾经告诉我，自己已经给美国大使馆打电话，说不知道该由谁审萨达姆的话，应该邀请他去。

　　这是都近两年以前的事了。离开北京以前，开始回忆起刚到的日子。朋友总觉得我碰到了疯子，不是牙医。但那样水平和特点的“疯子”，似乎也是北京才有的。这里碰到的，表面上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但背后又似乎总是让人看到一个造就他们的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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