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四恩”典范 一代高僧星云法师

身为红尘世界中的佛教徒，第一要反对暴力、第二要报“四恩”（佛恩、国家恩、众生恩、父母恩），然后才有修行的可能。在暴力的世界里，随时有失去生命的可能，连生命也没有了，还怎么修行？作为一个人，若无佛的教诲，不知道修行；若没有对国家、众生、父母的报恩之心，慈悲从何而来？身在红尘的佛教徒，只有具备了时间和慈悲之心，才有可能去修行，自利利它。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只要没有政治图谋，占用、觊觎、威胁帝王之位，只要不对国家经济构成相当程度的独立占有，佛教团体基本没有遭到过国家政权完全彻底的镇压、压制、清洗，即便有浩劫也能够在短时间里迅速恢复元气，从来没超过百年而一蹶不振的。例如发生在藏区的灭佛运动：松赞干布、赤松德赞与赤祖德赞这些统治者被称为“三大法王”后，导致了“朗达玛灭佛”，使西藏佛教沉寂了数十年，但是，立即就出了阿底峡大师，中兴了西藏的佛教。例如发生在汉地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宗教迫害运动“唐武宗灭佛”虽然来得急，毁得凶，但毁佛元凶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在毁佛后没几年都死了，新皇帝一即位就改弦易辙，重兴佛教，佛教很快恢复了元气。至于朱元璋和“文革”期间的毁佛运动，只是对佛教进行了革新，并没伐本。例如朱元璋的毁佛，当时就兴起了禅宗——在闹市时刻被杀，进山则不追剿，山中参禅，正好。例如“文革”的毁佛，当时就催生了“人间佛教”——佛教徒中的坚定分子既办工厂、种地同时也不放弃修行，佛法在世不离世间觉，你不深入世间，何人知道你是什么？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藏区经历了神秘阶段，在汉地经历了“义理”阶段，都是局限在上层建筑里，设置的门槛比较高，主要信奉者基本在贵族里；在经历了历次的“灭佛”浩劫后，禅宗的中兴和“人间佛教”出现后，才真正意义上深入人心了。现在的佛教，其实已经有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一代高僧星云法师现在依然致力于办佛教医院、学校、电影，将佛教通过救济的方式、教育的方式、文化的方式等等各种和平的方式广泛传播；同时，在佛教活动场所内——寺庙了，则注重参禅打坐，僧众自我完善时刻也不懈怠。现在就确认他为一代高僧一点也不为过。——飞棍 14:10 2006-3-20

星云大师支持“一中”　反对“去中国化”
http://www.zaobao.com/gj/zg060320_505.html
--------------------------------------------------------------------------------
 
　　（长沙综合讯）中国汉传佛教当代高僧、台湾高雄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昨天下午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讲学时，明确支持“一个中国”，同时表示不支持台湾民进党政府推动的“去中国化”政策。

　　据新华社报道，星云大师在岳麓书院以“中华文化与五乘佛法”为题发表演讲时说：“我个人主张，‘一个中国’的认知是毋庸置疑的。在台湾有少数人倡导‘去中国化’，我深不以为然。”

　　星云大师说：“台湾2300万人，90%以上都是从大陆沿海地区，如福建、广东、江浙一带移居过去的。中华民族文化一脉相通，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毫无二致，都说明台湾人就是中国人。”

　　他接着说：“‘去中国化’后，我的祖先，我的故乡，我的家人都算什么呢？我今后不适合穿中国的服装，吃中国的饮食，讲中国的语言，乃至不能以中国为家，我该怎么办呢？”

　　1927年出生在江苏省，1949年到台湾的星云大师说：“我在台湾居住、弘法50多年，当然我也热爱台湾，但是我出生在中国，与中国有割不断的血缘关系。我一生走过西北沙漠，到过敦煌写经，看过四川石刻，游过杭州西湖，曾在扬州的瘦西湖上荡舟、也曾在太湖滨上漫步。我在大陆的同学仍有人健在，我的祖庭江苏宜兴大觉寺正在复兴中，一旦‘去中国化’后，祖庭没有了，同学没有了，师长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高度赞赏胡锦涛

建“和谐社会”主张

　　另据中新社报道，星云大师还高度赞赏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张。

　　星云大师表示，胡锦涛适时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实在讲到了要点。不管国家有多少党派、有多少士农工商、有多少学派思想，但是国家社会的和谐是一个长治久安之道，和谐社会并非要大家一个模型，而是在国家领导之下，同中有异、异中求同的发展，目标是要建设国家的统一，国力的富强，国民的拥有。

　　星云大师表示自己的一生“志在国家统一，行在佛教复兴。”他说，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效法岳麓书院传统的教育示范，培养佛教专门人才，担当将来服务社会的责任，将和谐社会推向最高点。

　　他还阐释了自己对人间佛教的定义。他说，“凡是契理契机的佛法，只要对人类的利益、福祉有所增进，只要能饶益众生，对社会国家有所贡献，都是人间佛教。”

　　这次陪同星云大师访问大陆的台湾名流，包括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荣誉会长、国民党副主席吴伯雄、亲民党党务高级顾问钟荣吉、财团法人新兴民族文教基金会董事长许信良、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理事潘维刚、远见杂志创始人高希均等。

　　身为星云大师弟子的吴伯雄昨天在长沙接受新华社访问时表示，慈悲、和谐是佛学的基础准则之一。两岸关系也以和谐、和睦相处最重要。

吴伯雄说：“既不能因小失大，也不能因大失小。追求大陆、台湾双方共赢，两岸共同获得发展才是应该努力的目标。”

　　前天，星云大师一行在长沙参加了“ 觉有情——星云大师墨迹世界巡迴展”活动，并会见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

　　星云大师对张春贤说：“我不管是到台湾还是来大陆，我都说‘回去’。因为我认为两岸是一家。现在大陆经济发展了，世界已对中国刮目相看，做中国人很自豪。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信念，那就是中国一定会强大！”

朗达玛灭佛
http://www.chinatibetnews.com/GB/channel14/78/200208/13/279.html
2002年8月13日10:09

    佛教传入吐蕃，一开始就受到传统的本教势力的抵制，佛、本之间的斗争，历200余年而不息。赤祖德赞大兴佛教，并在王朝中重用僧人，甚至把国家大权都交给僧人，引起了贵族们的极大愤慨。于是，他们积极策划灭佛活动。松赞干布、赤松德赞与赤祖德赞在藏文史籍中合称为“三大法王”。赤松德赞死后，他的儿子牟尼赞普（797-798年在位）继位。为了巩固王室集权，他和他的父亲一样提倡佛教。据史籍记载，他在公元798年被他母亲侧绷萨毒死，其原田有两个：一种可能是崇信本教反对佛教的贵族大臣指使侧绷萨干的。另一种可 能就是赤松德赞死后，他的三个儿子争夺赞普宝座的结果。牟尼赞普死后，他的弟弟赤德松赞（798-815年在位）上台，在他父王发展的基础上，又增修建了寺庙，翻译佛典，特别优待僧人，王室成员可以出家（他的大儿子臧玛就出家为僧），僧人干预政事等项措施。但是，他的兴佛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很多王室贵族以所谓的"下面"即民众（本教徒）的要求上达赤德松赞，这些要求的内容大致为:"从占卜和梦兆说明不应该信奉佛教，如果信奉佛法就会使工作遇灾和对国家不利。设在王宫里的佛教道场应该丢在一边加以封禁，信奉佛教是不对的。"这显然是本教企图复辟和拥护本教的贵族向他提出的挑战书。但赤德松赞拒绝了这些要求，为了扼制反佛势力的发展，他再一次领导王妃、小邦王子、贵族大臣发誓，尊崇佛教。

    赤德松赞死后，由他的第五子赤祖德赞继位。赤德松赞共五个儿子，大地藏玛信佛出家，二儿子和三儿子早死、四儿子就是朗达玛。据藏文史籍记载，朗达玛是一个“嗜酒喜肉，凶悖少恩”的人。朗达玛本名达玛（也译作达玛），因为他反对佛教，教徒说他是牛魔王下界，因此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一个“牛”宇，就成了朗达玛，以示对他的反感。 朗达玛为首的王室贵族反对佛教，首先把矛头指向出家的大哥臧玛。他们攻击臧玛虽出家但不守清规戒律，迫使赤祖德赞将他流放到远方去，接着这些贵族又造谣生事，说“作阐布”贝吉允丹和王妃文统萨贝吉昂粗私通，使赤祖德货在盛怒之下把“韩阐布”处死，王妃也自尽身亡。这些贵族大臣们将他的亲信们清除怠尽以后，发动了一场政变，并乘赤祖德赞喝醉酒时将其绞死。

    朗达玛（公元838-842年在位）于公元838年继赞普之位。 朗达玛能够登上赞普宝座，除了赤祖德赞以“七户养僧”的新制使僧人数量增多，民间苦于重税而影响生计，怨恨不平而对佛法逐起反感之外，他所创导的佛法乃印度晚期之佛学即大乘之精粹，这绝非一般民众所能接受，也是一个原因。何况在翻译经典之际，禁止密乘典籍的翻译，也与土蕃的本教信仰格格不久。由此种种原因，便促成了朗达玛灭佛运动。朗达玛灭佛是西藏佛教史上的第二次禁佛运动，比第一次禁佛广泛得多，对佛教的打击报复也更为严重。 朗达玛首先停建、封闭佛寺和破坏寺庙设施，把赤祖德赞时期已经开工修建的佛寺都停了工，桑耶寺、大昭寺等著名寺院神殿都被封闭，小昭寺被当作牛圈使用，凡是佛教活动的场所都遭到查禁。许多佛像从寺庙里取了出来，钉上钉子扔到河里，大昭寺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像，据说也打算扔到河里去，但因不易移动而再一次被埋起来。又因为文成公主将佛像由内地运来，才使吐蕃有了佛教，所以文成公主被说成是罗刹鬼转世。寺内的壁画被抹掉以后，又在上面画上僧人饮酒作乐的画。接着焚毁佛经，有数量众多的各种佛经被烧掉，其中有少数佛经被僧人偷偷地埋入岩洞之中保存下来，这就是以后发掘出来的被称之为《伏藏》的典籍。还有些佛经被有些僧人带着逃到边远的地方去了。佛教僧人同时遭到镇压，僧人的处境惨不忍睹，根本无法在吐蕃生活下去，只得另找出路。印度来的僧人逃走了，有一部分吐蕃的佛教徒也跟着逃到印度，如赤德松赞的师僧娘·定埃增桑布和最早出家的“七觉士”中的个别人也跟着往印度逃跑，据说他们在半路仍被追杀而死。留在吐蕃的僧人被迫还俗或者是弃佛归本，不愿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的，就得带上猎狗，拿着弓箭去打猎。他们还被强边拿着本教的法器——鼓，去参加本教的崇拜仪式，而这些都是佛教僧人绝对禁止做的事情。 朗达玛是针对佛教的佛、法、僧三宝来摧毁佛教的，时间虽然不很久（公元838一842年），但对佛教的打击十分沉重，以致西藏佛教史把朗达玛时代以后的近百年间称为“灭法时期”。

    朗达玛的灭佛,适与唐朝武宗的"会昌法难"相先后，虽然两地的毁佛因缘如出一辙，但西藏佛法传播不久，根蒂不深，故它遭到的打击，超过了"会昌法难"。公元842年，在拉境（今西藏洛扎县一带），有一个名叫四吉多吉的僧人将他暗杀致死。关于这件事，藏文史籍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说： 吉祥金刚当时正在山间幽谷的洞窟中修行三昧，忽有一位空行母在前出现，并对他说：“藏土能在佛教中表现功德者，舍汝莫属，朗达玛王以残酷手段谋将佛教灭绝，今杀非法者时期已到，吾与汝同在，莫恐怖。”空行母言毕即隐。吉祥金刚闻悉朗达玛的破佛罪行，生起了无上的大悲愍心，若不杀此王，他将继续造作重罪，也将增加未来的地狱苦报，为了使他不能继续破佛，故以大悲愍心方便将他杀死。吉祥金刚找到一匹白马，用颜料将它个身涂黑，自己则穿上一件黑面白里的外套，贴身藏了弓箭，骑马来到布达拉宫前，表演奇妙的舞蹈之戏，恰合时期朗达玛王正在宫前，阅读《甥舅联盟碑》上的文字，吉祥金刚且舞且行，低首为礼，行近国王，他一共低首三次，初次搭箭上弓，二次张弓待发，三次低首时，口中朗诵：“风环地、地环水、水灭火，金翅乌胜水龙，金刚石穿宝石，天种制阿修罗，佛陀胜狮子王，我亦如期杀非法之王。”言毕对准王胸，猛射一箭，王大声而呼，两手拔箭，倒地而亡。吉祥金刚立即将外套反穿，趁着众人混乱之际，荒马而逃，途中经过一湖，又将马身所涂的黑色洗去，变成了白衣白马之人，逃过了追骑的眼目，到达安全地带。 但朗达玛死后，佛教并未得到复兴，反因王被喇嘛刺杀，其亲信更迁怒于佛教僧人和信徒，或捕杀或自逃之，西藏境内僧人无一幸存。佛教文化固被灭除殆尽，一般文化亦同遭厄运。而且朗达玛死后，由于他的两个儿子，即大王妃抱养的永丹和小王妃生的欧松之间的争立，大臣们分成两派，从此吐蕃三室分成两支，累年相争，战乱不已。吐蕃在各地的将领也拥兵称雄，彼此争代，过去一些归属吐蕃的部落也相继脱离吐蕃的管辖。紧接着一场奴隶平民大起义爆发，席卷了整个西藏地区，吐蕃王朝在这样的局势下随着佛教的衰落而崩溃了。

    在这约百年之久的时期，纵然有人试图恢复佛教，亦因为内乱受阻，西藏民间内，几乎将佛教遗忘。故尔，在佛教史上一般把松赞干布时佛教传入到吐蕃，到胡达玛禁佛这一时期，称为“前弘期”。 在朗达玛禁佛以后，一度被压下去的本教，又开始复兴。自公元9世纪中叶以后，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混乱局面，直至10世纪后期，整个西藏地区社会逐渐稳定下来，佛教方得到复兴和发展。然而，这一时期藏族社会虽然稳定但在政治上却是分散的，反映在佛教上，即是佛教复兴活动也是分散的、自流的，进藏的僧人学派不一，出外学法的西藏僧人也是各学一套，佛教此时固然得以恢复，但显得有些混乱、阿底峡大师进藏后，对教理和修持的系统化、规范化起了极大的作用，但是，他也未能将佛教统一起来。 在朗达玛灭佛时期逃往他乡的西藏僧人，虽身处异地，仍坚持不懈地弘法及译经。其中最有名的是逃往敦煌的法成，他将《话里母陀罗尼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由梵文译成藏文；将《楞伽阿胶多罗宝经》、《金光明最胜王经》、《贤愚经》、《千手于眼观世音菩萨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等从汉文译成藏文，并著有《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历记了西藏佛教的史事兴衰。他还为谈迅、福慧等人宏讲《瑜伽论》，表现出西藏僧人坚韧不拔的精神。新闻来源：《西藏日报》2002年8月13日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宗教迫害运动--唐武宗灭佛
http://zhihai.heshang.net/Article/fojiaoshi/foshiyanjiu/200509/16168.html
文章来源：中华网 2005-9-21
 
公元841年，唐武宗会昌元年，六月庆阳节，刚做上皇帝不久的唐武宗李炎（原名李瀍）设斋请僧人、道士讲法，只赐给道士紫衣，并下令僧人不得穿着。这件事情本来只是桩不起眼的小事，然而一个明确的信号已经发出了：新皇上并不喜欢佛法，很快，在武宗为帝的短短六年时间里，一个接一个的对僧人们发难的敕令由皇帝签署、发布，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宗教迫害运动--唐武宗灭佛开始了！
　　
　　会昌（841年--846年）这是个令中国的佛教徒们胆战心惊、永远不会忘记的名词，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宗教迫害运动--三武一宗灭佛事件--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其他三次都是在国家分裂时期，惟独这一次是在国家大一统时期，中央皇帝与地方大臣联合绞杀佛教，从程度和范围上比其他任何一次对佛教的打击都要更大。大和尚们用颤抖的手记录下了这个让他们永世不忘的事件--会昌法难！
　　
　　会昌灭佛虽然只是短短六年时间，但其灭佛的根由早在“安史之乱”的时期就已经种下，更早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大唐初年，唐朝皇帝将道教始祖老子李耳尊为祖先之时。
　　
　　历代的皇帝都免不了为自己拉虎皮作大氅的习惯，借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份，唐初更有了现实的理由，自魏晋以来形成的门阀制度虽然到唐初已经衰落，但是社会影响力依然相当大，李唐皇室并非名门世家，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干脆直接找到道教的始祖李耳为祖先，这样一来，道教在唐代便有了相当崇高的地位。李唐皇帝还有一个毛病，特别希冀长生不老，鼓吹服食丹药而得神仙长生之术的道教因此更加大受欢迎，不过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李唐王朝先后居然有六位皇帝--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和宣宗，为求长生而服丹药，结果“暴崩”，求长生而促其死，以身殉仙。
　　
　　武宗就是一个非常迷信道教长生之术的皇帝，在位时期，崇道和排佛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一部分道士利用政治优势打击佛教，道士编造谶语，极为阴险地散布“李氏十八子昌运未尽，便有黑衣人登位理国”，解释说“十八子”就是李唐皇室，“黑衣”则是僧人，还说什么望仙台之所以看不到成仙的道士，就是佛教的黑气阻碍了成仙之路。这两个刁状告得极准，使得武宗灭佛后期越来越严酷，道教与佛教的冲突，道士利用政治优势打击佛教是会昌法难的直接原因。
　　
　　不过，灭佛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经济问题。说起来这四次灭佛事件都如出一辙，宋代宗颐禅师就为此做过检讨:：“天生三武祸吾宗,释子回家塔寺空,应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俭守真风。”佛教的过度泛滥造成了生产力的严重影响。本来，唐代诸帝对佛、道两家都是采取利用的态度，但武后时期大兴佛教，佞佛泛滥，和尚们本来应当艰苦修为，现在都坐拥大量地产，成为了大地主。中宗时的韦嗣立、辛替否就尖锐地提出大兴佛教必然加大政府财政上的支出，使国家府库空竭，遇到外患，僧尼不能出征打仗；逢灾害年月，寺塔不能解决众人的饥饿。安史之乱时，郭子仪与禅宗六祖神会做了把交易，让神会可以通过私卖度牒的手法换取钱财，佛教徒数量由此失控，而且其间鱼目混杂，良莠不齐。各地一些寺院成为大乱后最有势力的地主组织，侵吞农田，寺院经济恶性膨胀。对此，、唐武宗在《废佛教书》中这样评介：“劳人力于出木之功，夺人力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愈此道！”
　　
　　另外，政治上儒家重臣，比如武宗的主要政治助手李德裕，鼓吹道统的韩愈、杜牧等以巩固皇权道统的为号召，坚决攘佛，再加上中唐以来，国力大为衰落，往那种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完全开放的勇气和信心丧失殆尽，这也是社会走向衰落期，社会思潮必然的一种反映，不论灭佛兴道，还是重佛抑道，其中都包含着浓重的宗教偏执与迷狂的成分，而积极的文化心理因素是大为淡化了。
　　
　　灭佛运动如同暴风骤雨，，灾难一个接一个的降临到佛教徒的头上：会昌二年（公元842）唐武宗开始没收寺院财产；会昌三年，唐武宗下“杀沙门令”；仅因为谣传有藩镇的奸细假扮僧人藏在京师，京兆府在长安城中打杀而死的裹头僧就有三百余人。会昌四年，敕令尽拆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还俗；会昌五年，唐武宗又对灭佛的成果进行了巩固，勒令全国东西二都可以留寺两所，每寺留僧30人，天下各节度使治所留寺一所，留僧从5人-30人不等。其它寺庙全部拆毁，僧尼全部还俗。此次灭佛的成果是，为唐王室收缴了良田数千万顷，强迫还俗的僧尼26万人，拆寺4600所，可谓“战绩辉煌”，但对僧尼们来说无异于一场少有的浩劫。
　　
　　从佛教自身发展规律来说，前两次灭佛运动的实际效果其实并不大，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在毁佛后没几年都死了，嗣位的新皇帝并没有继承他们的毁佛政策，相反，一即位就宣布改弦易辙，重兴佛教，因此，佛教迅速反弹，很快恢复了禁毁前的状况，而南北朝时期正是佛教传入中国的上升期，佛教强大的生命力能够抵消王权灭佛的巨大破坏。

然而，武宗这次灭佛不同，经过隋唐时代的盛极一时发展出来的中华佛教八宗在经过几百年的传播之后，自身已经没有多少能够推动佛教发展的活力因子，在晚唐西风残照的悲凉氛围中，在突起的会昌狂飙里，无可奈何地也走向了西山日薄之处。虽然其后的唐宣宗停止灭佛，并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恢复，但那是着眼于过激地灭佛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定因素，远谈不上兴佛，中华佛教从此开始走向下坡路。
　　
　　大唐是中国佛教发展的极盛期，佛教八宗都在唐代获得了极大发展， 然而物极必反，佛教在中唐以后，本身的发展开始向经院化、神秘化、粗鄙化发展，脱离了民间，没有适应时代发展，带来宗教变革的原动力。于是，在武宗灭佛之中，八宗如同林中鸟，颇有“大难来时各自飞”的味道。“会昌法难”销毁大量佛教典籍，中华八宗中那些义理深邃的宗派没了精神食粮顿时后继乏力，象天台宗在法难之前已经传播到日本、朝鲜，后来典籍回流，在南宋时天台宗总算又有了香火；华严宗、律宗则无可奈何地融入了禅宗的思想流派中，密宗本身与汉民族习俗传统有所悖离，流传有限，在元、清时代随着藏传密宗的强力介入内地，汉密也被藏密所吞并；三论、法相宗在会昌法难之前就传承不旺，终于在法难之后人间蒸发；净土宗以净土信仰在民间颇有市场，思想总算流传下来，但宗派组织却基本为禅宗合并。禅宗成为这场法难之后唯一大有发展的宗派，但宋代又分裂成为五家七宗，两宋之后五家七宗之中又只有临济宗一枝独秀。
　　
　　到最后一次法难--周世宗抑佛运动中，尽管世宗抑佛的手段比前几次灭佛“温柔”很多，只求将佛教的影响降低到他能够容忍的最低限度，然而，元气大伤的中国佛教已经是再也经受不起这番折腾了。加上偷师禅宗的宋儒们开创出的理学的挑战，而佛教并无可以称道的理论创新，内外交困的佛教从此无可挽回地走上了“关河冷落,残照当楼”的衰败。

调整字体: 【大号】【中号】【小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