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夏季,我大三放暑假在家,只做了一件事,日夜苦读《资治通鉴》。说“苦读”,缘于还书的急迫。这套《资治通鉴》,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版本,是我用家中唯一一套清版“前四史”作抵押,向古旧书店李老师借的,整整18册,要求开学前必还。那年夏天火炉武汉持续高温,家中因父亲病重多年去世不久,一贫如洗没安电扇,白天读
《资治通鉴》津津有味,晚上看书热濡汗流尚可耐,蚊虫的叮咬,却使人难于沉浸,只好抑制女孩家的羞涩,每晚携书、凳,步行数百米到江边,寻一宁静趸船,就着吊桥上的路灯,展读司马光的经典大作。
江风徐徐,心境悠然。每夜从月上西楼,读至“小军山”夜半泊船。五十天假期,五十个夜晚,夜以继日,囫囵吞枣通读了司马光笔下294长卷。手掌千年史,好一个淋漓酣畅。我从小嗜书,《资治通鉴》是我通读的第二部通史。第一部是《史记》,线装未标点的,经逐篇标点通读一遍,对司马迁史识的博大精深佩服得五体投地。几年后捧读《资治通鉴》,直觉《资治通鉴》在篇幅上比《史记》130卷更恢弘,体例上古今贯通一线更完整,每一重要事件的评说穿插卷中,比《史记》卷末“太史公曰”更灵活或恰当。但在心底又感到《资治通鉴》仍逊于《史记》,那不仅仅是语言、体例,而主要是史观。司马迁和司马光都是史学巨擘,以一个年轻人的直觉,一个是史学家存史,一个是政治家著史,司马迁落笔是以展示人物来探讨历史,司马光着墨是以评述事件阐释政治,历史的通变在两位巨擘笔下,细细品味就有高下喜怨之分了。岁月的流失,时代的嬗变,《史记》自然成为治学者必读之书,《资治通鉴》日渐是治国者的枕边之物。静谧神美的夜霭之中,司马光满面严肃,犹如一位长者忽近忽远;司马迁依然是一位刚柔相济的热血男儿,气吞寰宇,风采夺人。
夜半的江风唦唦作响,仿佛是对我“两司马”比较的赞语,又宛若是对我随想的否定。那些日子,深夜从江边归来,我的步履一阵轻快又一阵沉重。
江畔夜读长思的取舍,可以说决定了我一生的职业和价值取向,甚至注释了我的一段姻缘。1985年我恋爱结婚,发现男方对我的第一眼印象,竟是那年我江畔夜读如痴如醉时。大学毕业后我第一次拿工资,即买了一套中华书局版《资治通鉴》。二十多年来我一直从事于史学研究。《史记》和《资治通鉴》成了常翻经典。近年主要研究毛泽东生平及思想。毛泽东一生读的书浩如烟海,读得遍数最多的一套书据说是《资治通鉴》,读过17遍。为此我特地请教过毛泽东的家人,回答 “通读17遍《资治通鉴》 没有听老人家说过。但有些章节,可能不止读过17遍。”伟人毛泽东从《资治通鉴》中感悟到什么呢 我魂牵梦萦多次思考这个问题。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说过,治国即治吏。这句话和老人家常读《资治通鉴》有没有关联呢 ……
江畔夜读,青春倩影越逝越远;《通鉴》之缘,经典影响愈觅愈新。
光明日报 2004年6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