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妓女在中国
[爱你一~~万~~年~~~] 于 2005-07-12 20:44:03上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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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年网讯】

  　　像毒品问题一样，妓女的跨地域流动和妓业的全球化运作正成为一种尴尬的力量，冲击着国家之间的政治和外交。对妓女问题始终保持高压政策的中国大陆，尽管对半明半暗的国内妓女采取坚壁清野的管制，仍显得力不从心。而组织极为严密、手段极为隐蔽的外国妓女的渗透令大陆政府更为头疼。在华外国妓女的数量、管理模式和流动趋势至今仍是大陆管理部门的管治空白点和学者的研究空白点。她们的数量或许并不庞大，但危害却是无法想象之巨。

　　湖南 “洋妓女”暗访

　　8月21日晚21：54，我们装扮成受公司指派带几个客户出来玩的职员，来到湖南长沙市芙蓉路某娱乐城A402房间。包厢里有一张床、一个卫生间、桌子上放着卷筒纸和一瓶不知名的东西。

　　丽娜是该娱乐城惟一金发高鼻的女孩，庞说丽娜是她手里的镇城之宝。庞老板指点着21岁丽娜的胸脯骄傲地说：“中国哪个女人有那大场合？哪个男人不想？不少男人一传十、十传百都是冲着她来的。” 确实如此，后来我们在走廊碰见一名板寸平头的青年男子，粗声问庞:“洋妞呢？洋妞在哪里？你这个堂客冒撮我吧（长沙方言，意即你没有骗我吧）。”

　　丽娜笔直站在房里，一身黑衣，白、丰满却不高，一双较深的蓝眼对着我们看。除了第一声“你好”之外，她不会说其他中国话也听不懂我们说什么。庞老板为了证实丽娜不是新疆人冒充的——她介绍说有宾馆曾发生过如此“狸猫换太子”的事情，告诉我们可以通过看毛发、察毛孔、闻体味等方法来分辨。我们借口说她长得丑，不要。丽娜看出了我们的不满意，歪了歪头，手一摊，出去了。庞承认了丽娜不够漂亮，至于为何要费力引进俄罗斯小姐，庞介绍说开店都得有特色，现在长沙一些有钱人“吃惯了土鸡，想换只洋鸭”。此外，一些人通过录像带了解外国男女私生活后，对外国女人充满着好奇、征服欲，即便钱不够多的都乐意一试。为把我们纳入娱乐城的常客队伍，庞向我们透露，她计划通过翻译再到俄罗斯招几个小姐过来，那边一些女人乐意到中国、东南亚国家淘金。据说娱乐城用于招人的美金已经汇到了俄罗斯，几个俄罗斯小姐只等办好签证就可过来。

　　据说，外国小姐在长沙卖淫并非新鲜事。长沙市房地产行业、广告行业的人士告诉我们，长沙一些三星以上的酒店都曾有外国女人卖淫的情况。据公安机关透露， 2001年，长沙市公安局在某宾馆查处了卖淫的两名俄罗斯小姐并将其遣送回国。当晚20：15，我们来到据说拥有很多俄罗斯妓女的长沙城北的某会展中心酒店。休闲中心主管周某抱歉地说:“俄罗斯小姐暂时无货”。他解释，去年他们有一批俄罗斯小姐，洗澡、按摩加性服务一条龙收费1000元，比其他女孩收费高 400元，“生意很火爆。”今年过年后一个月，该批俄罗斯人的签证到期，加之非典影响，回国后还没有过来。“她们走了，我们生意都差了好多。”周遗憾地说。

　　8月22日下午13：20，我们来到长沙市火车站邻近的某宾馆第18层桑拿中心。一女服务生告知宾馆的一个俄罗斯小姐这几天外出，“不到二十岁，长得好漂亮的，一双眼睛蓝汪汪的。”服务生主动索要我们的电话号码，说等到她回来后给我们安排。

　　长沙黄兴路旁一酒店客房部经理私下透露说，利用外国妓女“火市”已经成为长沙一些娱乐城老板的战略安排。“其实，‘洋小姐’在长沙卖淫没什么奇怪的，”该经理说。

　　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外国妓女什么时候开始进入中国，目前似乎没有确切的史料可查。现有资料表明，清末是中国娼妓业大兴其道之时，“自五口通商，海禁大开，殖民势力入主内地以来，淫风蔚然，洋妓亦艳帜高扬，成行成市。”史载，1921年左右，上海四川路、南京路、同孚路一带出现过“洋妓院”。这些由洋人开办的中等西式饭店、茶楼、旧式小洋房，多招揽白俄、西班牙籍“西妓”和“日妓”接客卖淫，来者洋人国人皆有，可谓盛极一时。建国后，作为“三大毒瘤”之一的妓院被政府取缔，洋妓是否与本地妓女一同被改造，不得而知。

　　而据全国妇联律师、《中国禁娼》作者刘文彦介绍，从历史上看，当一个国家社会动荡、经济衰败，老百姓生活无保障时，跨国卖淫现象较多。比如1917－ 1918年，俄国有七八千妇女来中国卖淫。建国初期，政府将外国妓女遣送出境。改革开放后，外国妓女重新出现。从中国大陆警方披露的情况看，最早发现有外国妓女是1989年，一些外国女子在西藏旅游，钱花光了，便卖淫赚钱。90年代初，香港妓女进入大陆，至1993－1994年，越南、俄罗斯、蒙古等国妓女陆续进入中国。“目前俄罗斯妓女在华人数最多，具体多少实难估算。”刘说。

　　世界卫生组织今年8月18日表示，中国官方估计目前有 600万娼妓，中国大陆已成为世界上最多妓女的国家之一，中国大陆妓女遍布台湾、日本、欧美国家，香港更是大陆妓女的重要目的地。但在中国大陆600万娼妓中有多少外国妓女，中国官方没有评估数字。俄罗斯《消息报》曾引用国际反对奴役妇女组织的数字，称在中国境内有大约6000名来自俄罗斯的性从业者，而人们普遍认为实际数字远超过这个统计。

　　中俄边境的黑龙江绥芬河有一个中国惟一的正科级口岸派出所，许多在中国卖淫的俄罗斯妓女被抓后就是从这个派出所遣送回国的。据该派出所介绍，深圳是俄罗斯妓女最多的地区。记者致电深圳市公安局求证时，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坚决否认:“具体数字我们没有统计过，但深圳不是最多的吧？”他接着反唇相讥:“你们怎么弄这些花边新闻？”我们反问:“你难道认为这只是花边新闻而不是严肃的社会问题吗？” 对方连忙说：“这个问题非常敏感，我得问一下领导。” 我们追问：“你们领导在吗？”对方说“领导刚刚出差”就挂掉电话。

　　在此后对北京、上海警方的采访中，我们几乎都得到了“这个问题非常敏感”的拒绝理由。新加坡《联合早报》曾以《北京的夜，有点儿色》为题报道了北京三里屯有外国妓女出没的新闻，《北京晚报》随后也派记者到三里屯调查，证实了这一说法。该报道称，一位专门替某酒吧拉皮条的河南男子说，该酒吧不但有30多名妙龄女子，还有来自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的女子，一到周末都供不应求。酒吧老板每月为他的劳动支付600元工资，并包吃包喝包住。报道还引述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警官的话说，“各地有规模的色情业都有‘背景’，难以彻底清理。”

　　记者在北京展开调查时，也有人劝阻道：“北京但凡组织外国妓女卖淫的夜总会、酒店和宾馆都大有来头，水深得很！”安徽、湖南、四川的警方接受采访时都纷纷表明，如果记者不透露他们的姓名和所在地名称并保证对谈话内容不录音，他们可以私下聊一聊。

　　不仅大陆警方对此讳莫如深，连大陆性学专家们也纷纷表示，外国妓女在中国已是普遍现象，但目前没有一个专家对此作过相关调查和研究。“中国的专家和调查机构没有一个敢调查北京的妓女问题，选择的地区多为西南偏远省份。中国妓女问题就够敏感的，在华外国妓女问题就更没人敢碰了。” 一家曾经在中国南方做过上千名性从业者访谈的商业调查公司的老总认为，一般国际机构也不会出钱作关于北京的调查。一位国内知名的性学专家则认为，北京的情况“太复杂”，不好做社会学意义上的研究。除此之外，语言障碍、团伙势力都是困难所在。

　　进入中国的几种通道

　　从各方面反馈的信息看，在大陆从事色情活动的“洋小姐”以俄罗斯人居多，也不乏来自越南、柬埔寨、泰国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女子。刘文彦认为其根本原因是经济。现在来中国卖淫的俄罗斯女子，有不少是车臣人，有些还是讲师、教授，在俄罗斯本地卖淫的也很多，但由于本国娼妓市场竞争激烈，妓女们收入微薄，加之旁人的冷嘲热讽，她们中不少背井离乡到中国。“还有朝鲜女孩子，到中朝边境人民币5000元就可以带回来一个，一些人就把她们买来从事性工作。”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图们市是朝鲜妓女云集的地方。图们江对面是朝鲜最贫穷的一个小村庄，当地人介绍，冬天图们江结冰时，很多饥饿的朝鲜女人偷渡过来卖淫，因为两地语言相通，加上朝鲜妓女价格跟图们当地妓女相当，“市场很旺。”有的在宾馆卖淫的朝鲜女子甚至不要钱只求吃饱饭。长春警方透露，在一次突击行动中，竟抓获了 60多名朝鲜籍妓女。有的是被骗到中国打工的，大部分则是自愿卖淫。

　　与“大陆妹”出境卖淫途径类似，“洋小姐”大都由国内外卖淫嫖娼集团统一组织入境。在俄罗斯，不少专门提供出国打工信息的公司藏污纳垢，暗中招揽妓女，以来华旅游之名为妓女们代办几个月不等的短期签证和护照，入境后即将其转手内地“鸡头”。在东北黑龙江一带，中国人借助地理优势亲自赴俄搜猎，每趟带回两三个“洋妞”。这类人并不急于将其转手，而是奇货可居，亲自充当“鸡头”组织洋妓从事色情活动。俄罗斯的《消息报》曾报道说，俄国家杜马成员切列普科夫曾指出，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犯罪团伙与中国黑社会有“输出”妓女的合同。一位北京的学者也认为，来自国外的性从业者一般都带有团伙性质，因为在异国他乡，如果没有组织和系统的安排，单凭个人力量很难在另一个国家的地下性产业市场上立足。

　　早年哈尔滨就已成为俄罗斯妓女的中转地，广西云南一带亦是为数不多的入境南亚各国妓女的云集地。起初，“洋小姐”们只活跃在边境地带，而近年来，由于人数猛增，身价已大不如当年。为了在短短的几个月稳稳当当赚上一把，洋妓们不惜路途遥远深入内地腹部。据悉，内地除黑龙江、广西等边境城市洋妓较多外，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亦不乏其人，就连偏居西南一隅的成都也频频出现“洋小姐”的身影。据成都记者透露，这些小姐在俄罗斯男子的护送下，持边贸旅游签证，分两路越过国境线到达黑龙江下游的缓芬河，如商品般等待全国各地娱乐城老板的挑选。

　　除了淫业集团统一组织外，也有“洋小姐”为了剔除中介的盘剥，另辟蹊径进入中国。比较常见的方式是以游客身份入境，三两结伴租住高档酒店，出没各大娱乐场所寻找熟客。珠海警方曾在两次行动中共抓获10名俄罗斯妓女，经查，她们都是18-23岁，价格在400-2000元人民币不等。都是在国内办理3个月旅游证件后入境，最后均以非法居留被遣送。在北京，来自国外的性从业者一般收费略高于国内高端的性从业者，价格在600—2000元人民币之间，而且通常不接受“包夜”。一位研究人员称，来自国外的一些中、高端性从业者一般月收入在2万—6万元人民币之间，“个别高级的性从业者是开着自己的轿车来卖淫的。” 第二种方式是以艺术表演团体入境。湖南警方去年曾查获俄罗斯一6人非法表演团，6名俄罗斯女子均在20岁左右，主要出入各酒吧、夜总会表演“柔术”。表演完毕，演员下台寻找客人。“这些人不是专职妓女，确实有一定表演才能，正因为此，她们的价格相当昂贵，起码1000元以上。”当地警方说。安徽便衣警察 2001年在一家酒店KTV包厢暗访曾抓获5名表演全裸脱衣舞的俄罗斯女子，她们均以旅游、探亲名义到安徽，年龄不超过25岁。她们不直接卖淫，只表演脱衣舞，20分钟900元人民币，客人可以触摸女子身体，摸上身另收小费50元，下身100元。如果确有客人出高价，她们则要求到四星级以上酒店开房，价格为1200元。

　　第三种方式是偷渡，以朝鲜妓女为多。据警方介绍，外国妓女通常略懂中文，精通英语甚至法语。确实存在语言障碍的则用纸笔交易。成都某记者曾在当地一家夜总会巧遇拉客人，此人称有“洋小姐”提供，记者随即假扮客人入包房“点”了位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女郎。由于语言不通，“鸡头”还专门为其配有中国翻译。据翻译说，一段时间的耳濡目染，这些“俄姐”虽学会了“你心情不好吗”、“你为什么不高兴”、“来，我们喝酒”、“你是哪里人”之类职业用语，但所谓“陪聊”实属天方夜谭。客人往往忌讳翻译在场，如此一来，“俄姐”们也只能陪客人喝酒、跳舞、唱歌。

　　不管以何种方式进入中国的外国妓女都离不开中国境内的“中间人”或“鸡头”介绍生意和保护。而这些“中间人”多为黑社会组织成员，正因为他们的介入，外国妓女往往难以抓获。据各地警方透露， “中间人”对外国妓女的盘剥也是惊人的。有的抽取妓女30%-50%的介绍费，有的直接扣押妓女的护照，要求妓女定期往特定的帐户打钱，没有一个人敢违抗；有的 “中间人”甚至要求妓女上缴全部卖淫所得，只给她们固定的吃饭、化妆费用。

　　外国妓女带来的管理难题

　　2001年2月，贵州省六盘水市红旗浴池从事按摩色相服务和卖淫活动的3名俄罗斯“小姐”突然死亡。经查，三女子于2000年入境后长期非法滞留，先后在黑龙江、重庆、成都等地卖淫。因不满“鸡头”白某的盘剥和监控，三人以擦拭红斑为由，让白某买来四瓶一斤装和一瓶半斤装酒精饮用，因甲醇中毒死亡。 2003年初，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卖淫罪判处白某无期徒刑。此事一度引起中俄两国间的外交风波，俄方指责中国没有保护本国公民，中国则指责俄罗斯出入境管理松懈。

　　有专家指出，中国大陆对外国妓女的数量至今尚无相关统计，监管从何谈起？大量外国妓女入境“淘金”不仅给两国外交造成了负面影响，而且对外国妓女的疏于管理将导致隐患多多。就健康问题上看，若得不到定期检查、未做好预防措施，外国妓女的大范围流动极可能成为感染和传播爱滋病、性病的高危人群；内地洋妓色情活动的猖獗，滋长了涉外卖淫集团势力的深入；“洋小姐”居无定所，有些长期非法滞留中国，使内地人口管理和出入境管理愈发混乱。

　　因为制度的缺失，大陆各地警方除了依法从重处罚“中间人”外，处理被抓获的外国妓女的方法却形形色色。珠海警方抓获俄罗斯妓女后，首先将其送交公安局签证处外国人管理科备案，然后以非法居留押送到黑龙江绥芬市，再由绥芬警方交给俄罗斯边境。一位曾押送俄罗斯妓女的珠海警察说:“这些妓女很难缠，首先要求坐飞机到黑龙江，否则就说我们中国不讲人权。按照规定，1名妓女必须由3名警察押送，不仅浪费警力，而且需向中国民航总局申请专机。如果联系不到飞机，就坐火车。这些妓女一路上胡搅蛮缠，一会儿要喝啤酒，一会儿要抽烟，还得是名牌香烟。我们拿她们没办法。”

　　安徽警方对外国妓女的处理方法是： 1，通报外事管理部门，2，不得强制收容劳教，不得罚款。3，押送出境。而湖南警方的方法是：1，提出警告、告诫。 2，罚款5000块。3，限期出境（不押送）。北京一名警察说:“别说外国的暗娼，就连在北京站街的洋妓我们也没办法治理。她们已经很少像以前那样随身携带安全套，而且不会在固定的场所完成交易，抓到了也没什么证据。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她们持有外国护照，检查和处理都有一定的难度。而有关部门在处理时，更希望她们是‘签证过期’或者‘非法入境’。”

　　针对外国妓女的管理矛盾问题，上海财经大学社会研究所陆教授认为，古典社会学家提出，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是一种社会常态，犯罪也是正常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外国妓女的管理首先要突破意识形态限制，政府要承认外国妓女存在的客观事实，遮遮掩掩、讳莫如深都是有害的。如果不正视这一问题，外国妓女的带病传播将引发更大的危机。“政府不扭转观念问题，老这么讳疾忌医，能谈得上出台管理措施吗？”

　　刘文彦认为，中国目前外国妓女问题不太严重，人数不多，有关部门一年处理不了几件。所以政府部门多采取对国外人宽、对国内人严的原则。因为情况不严重，研究也就不深入，并且也有一定的实际困难，比如语言不通，调查中无法同她们交流。但妓女的国际化是一个趋势。“我国1999－2000年严打卖淫业时，很多小姐出走，到菲律宾、马来西亚、港澳地区卖淫，引起菲律宾妓女不满，说冲击了她们的市场。所以人家也会来冲击中国。” 一位曾经参与过北京性从业者调查研究的学者说。两年前，两个黑恶势力团伙为争夺三里屯、新源里一带“站街卖淫”市场“卖淫女”的控制权抢劫并聚众斗殴，造成一人死亡。今年3月，媒体报道称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卖淫业在各国产生的时间、原因不同，中国在经济上与国际接轨，思想上不可避免也会接轨，民风文化趋于大同。国内老板和国外老板一交流，什么都学会了。因此，国家的法律要做相应修改，以对付越来越猖獗的妓业全球化问题。”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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