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女·小姐·性从业者　　——中国开始正视性行业？

● 李气虹（广州特派员）

　　《中国青年报》前天刊登署名“吴珊”的读者意见，引用了中国大陆爱之病／性病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内“性从业者”的爱之病感染率上升了50倍，从1995年平均0.02%升到去年平均1.0%左右。

　　昨天，《中国经济时报》刊登了另一则署名“沈峰”的读者意见，认为《中青报》对这则343字的读者意见的处理，从标题到内容四次出现“性从业者”的字样，改变对“暗娼”的称呼，体现对她们人格尊严的尊重。

　　沈峰认为，如果性从业者意识到性病传播的危害，在性交易时自觉使用安全套，不仅减少她们感染性病的几率，也减少社会负担。因此，“性从业者”的称呼并非纵容性交易的蔓延或公开化，而是一种预防爱之病的积极态度和行为。

　　这两份北京报章，一份是共青团中央的机关报，一份是由中国政府的智库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主办，是否预示着中国官方看待性行业的态度将有所转变？

　　中国政府一直引以自豪的是，娼妓在1949年以后一度从中国大陆消失。中国已故总理周恩来在一次记者会上，向中外记者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时，曾有一名西方记者问他：“请问总理先生，中国可有妓女？”周恩来盯着对方说：“有。”在全场哗然之际，周恩来又大声说：“在中国的台湾省。”

官方坚决打击色情行业

　　所以，当色情行业伴随经济的蓬勃发展而“春风吹又生”，官方采取了坚决打击的态度和立场。

　　1990年代初期，曾有中国官方代表团考察新加坡的城市建设，很惊讶我国竟有“红灯区”。陪同的我国官员向他们解释，性是人的本能之一，性行业不可能被消灭，如果加以规范管理，有助于降低性犯罪率和控制性病。

　　因此，新加坡政府一方面规定，“红灯区”内的妓女必须定期接受身体检查，才能领取合法工作执照，另一方面则严厉取缔非法卖淫活动。不过，中国官员仍然表示，对色情行业还是应该“坚决消灭”。

　　然而，今天中国城市中的夜总会、KTV、桑拿、发廊，许多都是“现代青楼”，早已路人皆知。有在中国投资多年的新加坡朋友提醒：在大陆不要随便称呼女性为“小姐”，因为“小姐”已经成为妓女的代名词！

　　在广州一家桑拿从事正规保健按摩的四川姑娘“小华”（20岁）说，常到桑拿消费的客人都知道，“技师”是从事正规按摩的职称，而“小姐”才有提供色情服务。“但因为别的地方有按摩女郎提供性服务，所以也有客人会要求我提供‘特别服务’，我也不敢跟家里讲自己在这里做什么工作。”

　　18岁的湖南姑娘“丽丽”，在同一家桑拿做了一年的“小姐”，她声称公司每三个月会让她们到医院检查身体。“丽丽”原本在一家湘菜馆打工，后来在同乡的介绍下改做“小姐”，因为赚钱又快又多。“今年我们家乡闹水灾，家里没有吃的，等我寄钱回去救命！”

　　问她是否知道爱之病？“当然，得了那种病就没治了，赚再多钱也没用。有些客人提出给多点钱不戴套，把我吓死了，坚决不干！”

大陆社会性观念变化大

　　中国著名性社会学专家李银河博士认为，“性从业者”的出现，只是从防治爱之病和性病的角度来考虑，不代表官方承认妓女的法律地位。

　　她指出，大陆社会十年内在性观念上起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对童贞的观念改变最大。“我在1980年代末做过问卷调查，只有15%受访者承认有婚前性行为，现在已经上升到70%。”性病传播因社会性观念开放而爆发。

　　在理论上，禁欲是防治爱之病或性病的最有效方法，因为完全隔绝体液交换，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李银河说：“如果还是一味对‘性’持反对态度，对防治工作没有帮助，因为整个社会不可能再回去禁欲的时代。”

　　中国性学会理事长徐天民教授说，大陆社会普遍歧视“妓女”这个行业。不过，近几年来有少数人开始认为这种看法不公平，有学者开始呼吁正视性从业人员，认为妓女是无辜的，卖淫是一种社会需要，应该把妓女和其他人同等对待。“但是，这种看法现在并不是主流意识。”

　　在他看来，中国官方对妓女的管理有放宽倾向。“从前抓到妓女，是要劳动教养，而现在就很少采用这种惩罚。”

　　对感染爱之病的性从业者十年内上升50倍，徐天民认为“应该是有根据”。中国人在性方面的防范意识一直比较松，政府部门从去年开始才逐渐在娱乐场所全面推广安全套。

　　徐天民说：“过去，因为要求不严，漏洞存在比较多。在人们的意识里，总认为只有吸毒和卖血的才会得爱之病，现在才开始扭转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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