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无声处听惊雷——“2005年十大省部级领导的‘惊人’之语”点评 [全文]
[朱卫华] 于 2005-12-28 16:26:31上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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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无声处听惊雷——“2005年十大省部级领导的‘惊人’之语”点评 [全文]

　　　　　　　　　　　　　　　　　　　　　　朱卫华

　　有史以来，中国官场最忌讳者，莫过于“语不惊人死不休”。但今年不同，一批京中要员和地方大吏，常常在公众场合，面对媒体就惊人之事，作惊人之语。言者或怒发冲冠、或慷慨激昂、或锋芒毕露。常常一语既出，举世皆惊。个性官员的个性触角，似乎正在悄悄地颠覆着中国“官话”泛滥的传统；个性官员的个性光辉，似乎正在悄悄地照耀着尘封的政治死角；个性官员的个性犁铧，似乎正在悄悄地松动着板结的政治土壤。人民网《年终策划·2005年十大省部级领导的“惊人之语”》，如此痛快淋漓地向我们打开了一幅从未有过的关于中国官员的政治界面，让我们涉过一溪溪清澈激扬的信息流，去顿悟中国政坛的千秋奥妙，去聆听中国社会的沉重足音，去感受中国官员的性情觉醒。

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 李毅中

　　[惊人之语] 他疾呼“腐败不除，矿无宁日”，他号召“安全生产监管单位必须用重典来治理乱局，为清洗‘带血的煤’和‘带血的GDP’而努力”，他警告那些届时不主动撤资的公职人员“对党员干部，要让其受处分，丢帽子；对职业经理人，要罢免其任职资格，丢位子；对黑心矿主，要让其倾家荡产，丢票子”，他吩咐“安全监管人员要六亲不认”，他怒斥官煤勾结“太胆大妄为了”，他提醒“煤矿再招不到大学生将面临灭顶之灾”，他发誓“要铁腕关闭非法矿井”，他断言“对非法煤矿只整顿不关闭，不行”，他痛批国有煤矿矿长“连民营小煤窑主都不如”……

　　[点评] 李毅中局长恐怕是本年度最忙碌的省部级大员，比起国家商贸部部长薄熙来纺织品谈判的殚精竭虑有过之无不及。如果说薄熙来伤的是脑筋，而李毅中则伤的是肝肺。他上任三百多天，遭遇了举世罕见的频频矿难，而且几乎每一场矿难，无论是南国的梅州，还是北国极地的黑龙江七台河、新疆阜康……他都在接到“噩耗”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直面一场场地狱般阴森的景象，去倾听死者亲人的凄厉哭诉，去强忍黑心矿主的卑劣谎言，去领教地方官员的阳奉阴违……

　　曾以遇事 “气度儒雅”、为官“心态平和”而著称的他，硬是活生生被矿难摧毁了他半生的性情修炼。而今这位年届花甲的老人，变得像一头易怒的雄狮，孤独地咆哮在中国煤矿业的黑暗隧道里，成了今年“整个中国‘骂人’最多的官员”。2005年的历史屏幕上永远留下了他悲壮的表情：冷峻、痛楚、愤怒、焦虑和疲惫。他身陷一场注定自己无法打赢的治矿之战，他摘不了别人的帽子、拆不了别人的位子、罚不了别人的票子，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扮演了发丧“孝子”的角色，但是，他却英雄般地驻进了人们的崇敬之中。不是李毅中无能，而是体制的桎梏实在太强大了。

二、国家审计署审计长 李金华

　　[惊人之语] 他在谈到对预算资金审计监督时一语惊天下：“现在，各省市区、地级市甚至县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有的驻京办目的就是跑‘部’‘钱’进。”他进一步阐释，有些驻京办第一位的任务就是跑“部”，打探消息，看哪里有钱和项目，然后写报告、找关系，很多问题就此产生。他甚至直击话题底线：“这里有一个规范管理的问题，一些部委个别人决策决定一些重大项目的投资。”

　　[点评] 跑“部”“钱”进，这种谐音的幽默，原来不独是广告词的专利，竟也能成为从国家要员“金口”中吐出的“玉言”，真令人叹为观止！这种形式的当代“官话”公诸于众且几乎成为特定语境中约定俗成的词汇，应自李金华始。这大概是本年度出自高级官员口中的最富表现力的语言，可入中国俗语大全。作为专门从“官账”里面挑毛病的官员，李金华常常略有些自豪地夸自己审计起来“心比较狠、手段比较铁”。自去年刮起“审计风暴”以来，意料之中地跟一些部委打起了“屡审屡犯”、“屡犯屡审”的遭遇战。但他的权力就是审计，连审计结果公布权都常常被打折，至于如何处置问题资金和问题官员，更是跟他没关系。

　　“审计就是国家财产的‘看门狗’。”他喜欢用这种俗得不能再俗的比喻来描述国家审计工作的职能。但窃贼就在门内，而且就是门内的主人。因此，他只能查清内贼偷了什么、偷了多少，而不能直接追回窃贼所盗之财。当然，干了20年“审计”的李金华自有李金华的招数，今年他出其不意地打造了一把双刃的“看门”利器，一刃对着门内，一刃向着门外，既然门内窃贼他动不得，管一管门外那些鬼鬼祟祟的来者还是可以的吧，于是“驻京办事处”成了他试刃的目标——好一个“曲线救财”，演绎了一出中国审计的黑色幽默。

　　62岁的李金华老练却未见世故，他今年的“惊人之语”中仍不依不饶地撂下一种沉甸甸的弦外之音，对“一些部委个别人决策决定一些重大项目的投资”的首次披露，让你想到什么？这难道仅仅是一个“规范管理”的问题？当“个别人”把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资金砸向一个跑“部”“钱”进的项目承包实体或承包商的时候，你能相信这“个别人”真的会守身如玉？李金华的“惊人之语”或许暗示了明年风暴再起时可能被掀开的“惊世”之事。对两个“一些”，人们正拭目以待——待“惊世”之举。

三、时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 张保庆

　　[惊人之语] 他就教育乱收费问题严厉批评地方政府：“目前许多地方以收费代替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这是造成教育乱收费问题的症结。我调查的结果是，学校乱收费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乱收费。不是学校在乱收费，而是地方政府逼着学校乱收费。”他为教育乱收费现象把脉开方：治理乱收费的根本问题是标本兼治，政府该拿的钱一定要拿足，现在政府该拿的钱不拿，结果通过乱收费的办法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去了。农村的义务教育有的地方政府自己不投入，把办学经费转到靠收费，这就完全走歪了。这就是农村义务教育乱收费一直解决不了的原因。他还单独把高校涮了一顿：高校的乱收费主要是高校的责任，高校的领导在变相乱收费；原来高校是不收费的，现在校长们收上瘾了。

　　[点评] 今年秋天，61岁的张保庆平生第一次成为中国人瞩目的焦点人物，他首次把学校乱收费的“罪魁祸首”——“地方政府”和“高校领导”拉出来示众，“是地方政府逼着学校乱收费”、“高校的领导在变相乱收费”等惊人之语，堪称本年度中国教育管理最具震撼力和杀伤力的强音，也成为他效力中国教育管理的政坛“绝响”。

　　其实，对旷日持久的教育乱收费现象，本来有很多地位显赫的有关人士都可以名正言顺地揭开教育界暴敛无道之财的黑盖子，但张保庆之前，没有人去当这个“出头鸟”。由于一些地区地方政府的为所欲为，教育沦为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殉葬品，不仅肆意给学校转嫁办学经费，而且还疯狂向学校分摊经济任务，致使上学成为中国民生不堪重负的一座大山。寒门出身的张保庆之所以会拍案而起，盖因兴教办学的方向正以加速度逆转，作为“国之本”的教育已被丧失理性的拜金狂潮打得遍体鳞伤。如果说地方政府之“逼”是对教育的“他杀”，而高校校长之“瘾”则是对教育的“自杀”；如果国家不对张保庆的疾呼急起相应，聚集合力来遏止教育乱象，那么，舍本逐末的结局就是本末俱损。

　　有人质疑张保庆：您早干什么去了？这话未免让张副部长委屈。他在副部长之位七年，推动份内之事可谓不遗余力，或许就在他行将结束政治生涯时，才发现自己对中国教育的有益之劳不仅乏善可陈，而且诸如乱收费等致命行径竟是愈演愈烈！于是在失望之余发出惊人一呼。高校，特别是那些炙手可热的重量级学府，随便举出一个掌门人就比张副部长的行政分量重，他能说得着谁？他能管得了谁？教育主管部门在政府行政生态圈中，从来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行政“阑尾”。你教育部行文让高校学生放开婚禁，我高校偏要跟你对着干，你能把我怎么样？就说禁止高校乱收费吧，任凭你三令五申，我依然我行我素，你能把我怎么样？教育部不仅管不了高校，也对地方政府奈何不得，我在我的地盘上“逼”我的学校乱收费，你凭什么不高兴？

　　是呵，人、财、物三大杀手锏，教育部一样都不配，就算是跑“部”“钱”进，教育部也只有被晾起来的份儿，在这种状态下，部中大员们要么就没了脾气，要么就只剩下脾气了。没听明白么？就算张保庆以副部长之尊冲冠一怒，其最高“成效”不过是把人“得罪”一下，而且还要以“反正快要退休”作底气，做好自己受伤害的准备，这样，除了作“惊人之语”，你还奢望他去行“惊人之举”吗？当然，能够“治罪”于人的人不怕“得罪”于人，但这些人却往往连“惊人之语”都不敢发。

　　不要过于苛责张保庆，他纵然仅有“惊人之语”，也已经算是谋政谋到了极至。况且，如果他能以此“惊”醒国家、社会和民众，也算是功德无量了。在很多情况下，话语常常类似于“行动”，有时甚至在客观上比行动产生的威力和效果更加强烈。甚嚣尘上的“教育产业化”鼓噪其实就是教育乱收费的源头，今天（12月23日）教育部终于明确表态“反对教育产业化”，谁说这不是张保庆的“惊人之语”在发酵呢？

　　敢言官之所不能言，敢言民之所不敢言者，在当代中国政坛上能有几人？在中国教育界，也只有张保庆一人而已！今年10月底，连续当了七年教育部副部长的张保庆被国务院免职，正值其荣退之年，巧合罢了，即使他仍在其位，也无法荡平积重难返的教育乱象。诗云：壮志未酬身先退，忍将此恨付东流？

四、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李源潮

[惊人之语] 在江苏省领导干部学习会上，省委书记李源潮对少数领导干部“不谋事、只谋官”的现象给予了尖锐批评：“宁愿无作为，也要保‘位子’。宁愿不做事，也要求‘安全’。当官意识十足，为民意识淡薄。” 他的结论是：“谁不能在困难中发展进位，谁再‘看摊子’、‘守位子’，谁就要被‘挪位子’、‘摘帽子’；我们就是要以发展论英雄，凭实绩用干部。”

　　[点评] 有“共青团”背景的李源潮，却并不具有张扬的个性。在公众印象中，他永远不是那种明星式的政治人物，稳健中显雄心，周密中见胆魄。九年前，46岁的李源潮就当上了国家文化部副部长，这在人才济济、官位挤挤的中国，不是一件容易事。在江苏主政整整三年，不仅把苏州打理成一座举世倾慕的城市，还硬是让一个一直淹没在广东顺德背影中的昆山出落得天姿国色。昆山今年窜升“全国百强县（市、区）”头把交椅，痛痛快快地给了广东人一点颜色。

　　三年前，在李源潮接过这个沿海经济大省的帅印时，江苏经济社会发展正进入深水区和关键期。他自己在任期内要做的，不是要保证江苏会不会滑下来的问题，而是能不能让它冲上去的问题。而且这不仅是江苏的一次历史性冲刺，毋庸讳言，也是他个人政治生涯的一次关键性冲刺。要完成这种政治使命，他纵然浑身是铁，也拈不了几道钉子。政治目标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于是，他把目光盯在了自己所率领的团队上。他不能容忍自己的这支队伍中存在“不谋事、只谋官”的平庸货色，哪怕他们只是“少数”。李源潮的那一席“以实绩论英雄”的批评，之所以会在今年成为国人击节赞叹的官评经典，不仅因为举国在反贪而李源潮却在反庸的个性化选择，更是因为他所指斥的那种庸官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官场中俯拾皆是。

　　近年来，在全国一轮紧似一轮的反腐风暴中，江苏相对比较平静。但如果处在一片贪官不太扎堆的土壤中，那可一定要睁大眼睛了，因为那里往往可能是庸官生存的重灾区——这论调有点别扭，但在中国特色的腐败生态中，绝对不是无稽之谈。而事实上，在这样一个不创新进取就要被淘汰的时代，如果漠视庸官的存在，国家将会一事无成，因为庸官误国比贪官误国更甚。庸官是政治堕落的产物，也是一种另类的腐败。而且庸官是日新月异的动态社会前进的绊脚石。反贪必须反庸，反庸必须同样施展“挪位子、摘帽子”的铁腕。倘若为官既庸且贪，那一定是个十恶不赦的家伙了。

　　何为庸官？无德、无能、无才、无为者即为庸官，而且有能有才却无为者亦属庸官。目前虽有些似是而非的选贤任能机制，但尚未堵住庸官投机钻营的漏洞。“反庸论”不是李源潮的初创，但他的“惊人之语”提出了一个不具有重复性的“反庸”命题，重新提出具有现实意义——他在许多人都忽视却须臾不能忽视的领域里喊了一声，或许他的“惊人之语”的惊人之效正在于此。

五、中共河北省委书记 白克明

　　[惊人之语] 他在河北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上说：庸俗作风是通向腐败的引桥。腐败现象的发生，往往是从行为的庸俗化开始的。腐败分子是党的肌体上的毒瘤，毒瘤可以割掉，庸俗作风则是一种病毒，它降低党的肌体免疫功能。庸俗作风的滋生蔓延必然造成歪风邪气上升，小人得志，好人受气，这是非常可怕、非常危险的。

　　[点评] 如果说李源潮是反庸官，那么白克明则提出了一个“反歪官”的课题。官场有那么一种人，谙熟官场“潜规则”，运用“厚黑经”得心应手。他们满脑子邪门歪道，一肚子黄疮坏水；满嘴皮仁义道德，一裤裆男盗女娼；他们对上拍马屁、舔靴子，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对下射冷枪、放暗箭，必欲置其死地而后快；甚至对同级别或高于自己级别的“好人”，也要挖陷阱、下绊子，整得你什么都干不好，什么都干不成——这种官是“歪官”，也就是白书记所厌恶的“小人”。这种人不用说不配做党员、做官员，就是连做“人”都有困难，为何竟能“得志”？

　　无小人不成官场，中国自有官场以来就有小人。“小人”之所以会“得志”，是因为官场总有这种货色孳生的温床；“好人”之所以会“受气”，是因为官场总有压抑“好人”的气候。“上梁不正下梁歪”，在一座衙门中，如果不幸摊上一位“近小人而远贤者”的第一把手，小人不得志才怪！说句白书记可能不爱听的话，小人都是“上梁”骄纵而成的，有的“小人”直接就是由第一把手“培养”出来的；哪里小人得势，哪里的第一把手不是昏官，就是小人。

　　官场有“五毒”：贪官、庸官、歪官、恶官、昏官。如果说贪官是党的肌体上的毒瘤，那么庸官就是毒疮，而歪官是毒菌，恶官是毒液，昏官是毒疹。本节单说歪官（即官场中的“小人”），他们在欺负“好人”时其实有点狗仗人势的味道。如果第一把手一身浩然正气，小人们的歪风邪气就近不了他的身。对党和政府内的“小人”，白书记给其定性为“庸俗”，未免轻描淡写，应为“恶俗”或“恶劣”。因为“小人”的危害和表现不在“作风”层面上，而在法纪层面上。不过给他们下的那个“非常可怕、非常危险”的结论却是很到位的。其实这种“小人”在未成气候时，就能搞得乌烟瘴气，一旦“得志”则为祸甚烈：小而言之，他们可能破坏行政和谐，削弱执政能力，加大执政成本；大而言之，可能动摇执政基础，摧毁执政体制，甚至可能祸国殃民。当年的“四人帮”堪称中国“小人”之最，才折腾了几年，就差点亡党，多悬！

六、中共河南省委书记 徐光春

　　[惊人之语] 他在河南省委七届十次全会上再度痛斥“跑官要官”之风，四次提到干部作风问题。他说得很形象：“干部干部，是干出来的，并不是干部自己跑出来的、说出来的。否则，就不叫‘干部’，而叫做‘跑部’、‘说部’了。对那些封官许愿、请客送礼、跑官要官、拉票贿选者，一经发现，坚决依纪查处！”他说得也很实在：“我们的干部要多谋些发展、少想些升迁；多造些民福、少图些私利；多干些实事、少唱些高调；多琢磨些事、少琢磨些人。”

　　[点评] “跑官要官”之风不仅河南官场存在，全国各地都有这道风景，说白了就是买官卖官。官场与市场不同，官场从来就是先有“卖方市场”，然后才有“买方市场”，这是一种不易倒置的因果关系。试想，如果马德不开乌纱帽批发店，在绥化市就再找不到别的分号，那些“跑官要官”的官去找谁做交易？说到底，要让“跑官要官”者绝迹，就必须先把封官许愿者、卖官售爵者打净抓光。可目前这种用人体制和机制，“跑官要官”者总能得其所愿，他又何乐不为呢？

　　“多谋些发展、少想些升迁；多造些民福、少图些私利；多干些实事、少唱些高调；多琢磨些事、少琢磨些人。”徐光春的这“四多四少”中，“四少”尤其值得玩味。干部不是圣人，自己“升迁”的事还是要去想想的，不过要“少”一点；“私利”还是可以图的，但不能贪得无厌；不唱“高调”的官员是没有的，但光唱不做就不行了；“琢磨”人就是“算计”人，还是允许去“算计”一下的，但不可成为“专业”。按说徐书记的要求并不高，其中的“少”字，在党章党纪中本来都是用的“不”字。但这不是徐书记对干部格外开恩，而是在现在这种畸形的官场生态中，干部的道德基因普遍被异化，不可能要求他们完全做到“大公无私”，更不可能要求他们完全做到“鞠躬尽瘁”。只要少干点坏事、多做点好事，就是百姓之幸、国家之福？——无奈却也悲哀。

七、安徽省省长 王金山

　　[惊人之语] 一个时期以来，一些行政机关通过制发“红头文件”自行设定收费、许可、强制等权力，随意增加群众义务的现象较为普遍，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的倾向明显。他说，严格依法行政，首先就是要转变观念，实现从依法治“民”向依法治“官”、依法治“权”的转变，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

　　[点评] 今年1月，笔者曾经在强国论坛发过一篇评论叫《还有多少“红头文件”在发号施令？》，文中所引背景材料之一就有关于当时安徽省清理“红头文件”的报道。读了王金山省长的这番“惊人之语”，方知安徽省清理“红头文件”及其相关举措，实在不同于人们司空见惯的那种行政改革秀，至少，王金山省长就此延伸出一种革命性的主张：实现从依法治“民”向依法治“官”、依法治“权”的转变！

　　从奴隶制社会到民国以前的数千年来，我国法律的实质就是“治民”，即统治民众。说白了，那时的法律主要是冲着老百姓来的，目的就是让老百姓成为顺民。当然，站在国家统治者的立场上来看，这是天经地义的。因为民治则社稷安，民乱则国家危。一直到民国乃至蒋伪政权统治时期，法律的这种“治民”功能和指向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今天，当我们进入这样一个倡扬民主的时代、进入这样一个以民为本的时代的时候，法律的“治民”化本质究竟改变了多少？这实在是一个过于敏感的问题，不答也罢。当然，王省长的主张中已经反证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统治者，依法“治民”当然是绝对必要的。治者，治理、整治、惩治之意也——民主社会的法律本应平等地体现这一内涵。如果在“治民”的同时不依法“治官”、依法“治权”，那么建设民主社会或和谐社会就永远是一句空话。因为，在这种以“治民”为主旨的法律架构下，官僚阶层和权力集团不仅不会在被“治”之列，而且会顺理成章地成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掌控“治民”律条解释权的主体。“权大于法”的政治怪胎往往就是这样生成的。

　　我国的宪法特别去年重新修订过的新宪法，其民本思想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鲜明。但问题在于，多年来，从省级政府往下一直到乡镇政府，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包括一些村委会在内，不合宪法、违背宪法甚至对抗宪法的土政策多如牛毛而且大行其道，可悲的是，这些土政策大都是权力集团赤裸裸挥舞的“依法治民”的大棒。有人这样描述，如果国家宪法给老百姓1元钱的利益，到省里后变成了8毛，到市里变成了5 毛，到县里变成了1毛，到乡里已经一文不值，到村里则变成老百姓倒欠“国家”1元钱的利益了。

　　实现从依法治“民”向依法治“官”、依法治“权”的转变！——这口号终于如此鲜亮地走上了2005年的政治舞台。当然，这决不是一项只争朝夕的速成工程，“实现转变”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提出来就是一种觉醒，提出来就是一种进步，提出来就是一种希望。

　　八、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习近平

[惊人之语] 今年他在一次下基层时叮嘱市县负责同志：“当前，群众工作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一些领导干部不会妥善处理与群众的关系，对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缺乏正确的方法和手段。现在有的领导干部很会做“领导工作”，但不会做群众工作。我们常讲，群众在我们心里的分量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这话从工作方法上讲，就是要求我们同群众打成一片，努力提高群众对我们领导干部的信任度。”

　　[点评] 在十大“惊人之语”中，习近平的话似乎没有其他同僚的话那么沉重，他没有“怒斥”，也没有“痛批”，而是“叮嘱”，给人举重若轻的感觉。他对基层领导说，现在有的领导干部很会做“领导工作”，但不会做群众工作。这句话和前面李源潮、白克明等领导的铁面直言一样，也命中了官场积弊的要害。

　　那些很会做“领导工作”的领导干部成分很复杂，其中有贪官、庸官、歪官、恶官、昏官，当然也可能有一些“中性”的官员。他们做“领导工作”的企图也很复杂，无非是跑关系、要官位、抱粗腿、表忠心等等。我曾在习书记此“惊人之语”发表当日写过的《为很会做“领导工作”的领导画像》一文中作过分析，这里不再赘言。只想顺便再为那些喜欢被做“领导工作”的领导画一幅“素描”。

　　那些喜欢被做“领导工作”的领导也在官场“五毒”之列，他们基本上也不是什么上等货色，巴不得有人天天给他们来做“精神按摩”和“物质按摩”。他们听人阿谀可获得一种心理快感，而受人钱财则可获得一种欲望满足；一天缺失了这种“按摩”，就像犯了毒瘾，五内俱烦。有人说，贪官十有八九是被那些很会做“领导工作”的领导做出来的，我不以为然。你想啊，没有母猪发情，哪里会招来公猪满圈追？知道包公连“嫂娘”的面子都不给，还有几个大臣敢去他那里做“领导工作”？礼下于人，必有所求，他来你这里做“领导工作”，不但肯定有所求，而且肯定有所得，否则哪来那么多前赴后继很会做“领导工作”的领导！“被做者”与“做者”，都是执政队伍中的败类；“被做”与“做”，都是执政肌体上隐患。此等官场痼疾，不仅坏了机关风气，也泄了干部底气，废了组织元气，惹起群众怒气。

九、河南省省长 李成玉

　　[惊人之语] 他在河南省政府常务会议上讨论抗灾救灾工作时说：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以“阔少爷”作风搞救灾，动不动拿着成箱的方便面、矿泉水去灾区。救灾工作中的这种“阔少爷”作风实在应该刹住了。要知道，一般职工和城市居民家庭也不是天天都喝得起小瓶矿泉水的，一瓶矿泉水的钱，老百姓可以买两斤粮！对农民来说，买一箱方便面的钱，又能买多少面粉啊！

　　[点评] 如果说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的“惊人之语”意在反“捐官”，那么李省长的“阔少爷”之讥就是反奢靡。无论是“捐官”还是奢靡，都已经是赤裸裸的腐败行为。我们通常喜欢用“作风”二字来描述这些现象，显然是定性不到位。对官场来说，“捐官”是组织层面的腐败，而奢靡则是生活层面的腐败；而对官员来说，两者都是灵魂层面的恶性病变。今年十大“惊人之语”中，河南党政两位首脑的声音赫然在列。毋庸讳言，腐败问题已经引起河南大吏的高度警觉。

　　当然，河南肯定算不上是中国腐败的“重灾区”，但当地检察部门依然对“严峻”的腐败现象忧心忡忡。据12月24日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发布的最新消息，去年以来，河南省检察机关查办大案2127件，占立案总数的38％，在所立大案中，百万元以上的案件就有203件，内有千万元以上的特大案件23件。查办县处级以上要案212人，其中厅级10人。犯罪的案值高、犯罪嫌疑人的职务高、级别高，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比较严重。同时，公共权力集中的部门和行业成为犯罪的多发部位，如司法和行政执法机关、电力、通讯、公用事业等垄断行业，交通、教育、金融等部门。这些部门和行业掌握着管理处罚、资金信贷、审批调配、工程发包、质量监督等权力，成为滋生腐败犯罪的高发区。河南腐败现象的高发势头，是中国腐败普遍性的缩影。

　　奢靡，处在腐败的根源部位，李省长自然不会无的放失，如果不及早当头棒喝，恐怕“阔少爷”们迟早会走上不归之路。他关于矿泉水和粮食、方便面和面粉的一笔账，想必一定会令“阔少爷”们无地自容。是呵，如果干部都像焦裕禄那样“心里装着全体人民，惟独没有他自己”，就无须省长劳心了。问题是，由于奢靡之风日盛，孳生出一批至今都对李省长那笔账不屑一顾的人。最近国家审计署公布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最新“审计结果”：在2900亿“违规资金”中，“党政干部”直接浪费的数额竟然有近5亿之巨！河南的“阔少爷”再怎么败家，毕竟把“方便面”送给了老百姓，而被“党政干部”们挥霍的这5亿元来有影、去无踪的巨款，究竟要谁来“埋单”？

十、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 于幼军

　　[惊人之语] 他在部署打击非法违法煤矿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上说：非法违法煤矿的存在，是对法律尊严的践踏、对国家利益的掠夺、对人民群众的犯罪，是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毒瘤。任其下去，省无宁日，民无宁日！非法违法煤矿的存在，与“官煤勾结”紧密相关。为什么许多非法违法煤矿就在政府和监管部门的眼皮底下，开山放炮、挖煤出井、运输上路？为什么非法违法采矿行为屡禁不止、屡打不绝？就是因为他们身后有着各种各样的“保护伞”和利益圈。治乱需用重典。我们要以对人民利益、对地区发展高度负责的态度，打一场坚决制止非法违法煤矿的攻坚战、歼灭战，让非法违法煤矿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点评] 于幼军不愧是位有过宣传工作经历的干部，出言排山倒海，势大力沉，这段讲话简直就是一篇讨伐中国矿难制造者的精彩檄文。可用三个字概括：重、猛、狠。

　　“践踏”、“掠夺”、“犯罪”、“毒瘤”，这组排比句中的四个宾词，是对非法违法煤矿的极刑判决，不可谓不“重”。用“紧密相关”的一副镣铐把这些非法违法煤矿和他们身后的“保护伞”、“利益圈”锁在一起，论据以设问的形式把“官煤勾结”中代表“官”方的“政府和监管部门”毫不留情地推上插翅难逃的审判台，不可谓不“猛”。“歼灭战、攻坚战”的烽火，或许第一次让非法违法煤矿感到了惊恐和战栗，接下来几个月的事实表明，于幼军执旗的山西治矿之战在诡异的局势下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攻势，不可谓不“狠”。

　　如果说段中“任其下去，省无宁日，民无宁日”是他对这座积重难返的血腥煤都愤怒的评判，而“治乱需用重典”一语，则是他对治理山西矿难的结论，其实也是治理整个中国矿难的结论。当然，这些话老百姓都说过，媒体都说过，但我们不要忘了，这话出自中国第一煤炭大省行政长官之口，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可以说，于幼军由粤而晋是受命于艰难之际，深圳和山西是迥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当他从一座光怪陆离的都市踏入那片只有黑色主调的土地时，正值那里沉浸在频频矿难的噩梦中。人们还记得，当时世称“富可敌国”的山西矿主争先恐后地进京购买超豪华“悍马”宝车，那时山西有些官员对此大不以为然，市场经济时代，人家有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就是把美国买到家里玩玩，又管你们什么事！是呵，因为他们的钱上沾满了矿工的鲜血，所以其挥金如土的显耀才招致了千夫所指、万众唾骂。或许，这些“悍马”族矿主中，有“优秀企业家”，有“纳税大户”，甚至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还有捐助过希望小学的慈善家……当然，往往就是这些矿主六证不全却“在政府和监管部门的眼皮底下，开山放炮、挖煤出井、运输上路”。畸形的经济生态，豢养出人神共愤的官煤利益共同体，这大概也是于幼军发起决战的“动力”之一吧。

　　[全文结束语] “2005年十大省部级领导的‘惊人之语’”无疑是媒体年度盘点的一个新项目。这一项目的意义或许在于，让一种种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民怨或民愿，通过高层领导之口作出宣泄或宣示，已经代表了执政者对民意的认同。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容易知足的，尽管他们很清楚“惊人之语”离“惊人之举”仍然可望而难及，但他们还是愿意为这一“惊”而向上表示深深的感念。这组“惊人之语”涉及了今年最热门的话题，血色迷离的矿难、屡犯屡审的审计、诸侯割据的教改、灾难深重的腐败等。但本质上可将它们可归于一点：腐败和反腐败！不要再做“‘惊人之语’ 何时不再惊人”的无谓之问 ，要问的应是，更高层级官员的“惊人之语”将出现在2006年的什么时点？

　　最后说句题外话，这个项目中似乎缺了什么，是本该作“惊人之语”的卫生部缺席了。可惜“医疗改革基本上不成功”那句话不是出自卫生部长之口，否则会成为首席“惊人之语”；而“卫生部没有人表示过医疗改革是失败的”一语，虽发自高官之口舌，只可惜没让老百姓惊喜而令他们惊惧了。（2005年12月28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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