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怎样操纵舆论与影响舆论

作者：丁一凡 文章来源：美国批判 2007-5-22

操纵舆论与影响舆论

美国自称是新闻自由的王国，而且在对外交往中总是以教训人的口气批评其他国家的新闻不自由。美国的新闻业的确很发达，有众多的新闻机构和遍布世界的网络。但是，美国的新闻却也不像美国政府宣传的那样自由。美国政府在新闻自由上执行的是地地道道的双重标准：一方面，它对攻击的目标国展开“狂轰滥炸”式的新闻轰炸，传播谣言、制造假新闻、无所不用其极；另一方面，又对美国国内的新闻管制加利诱，引导舆论向它希望的方向转变。美国人可能是最理解拿破仑当年的那句名言的。拿破仑在评价他的欧洲战争时曾对法国的新闻报道非常不满，认为它们破坏了法国人对战争的士气。他说：“四张小报所起的破坏作用比战场上的十万大军还大。”
 
冷战时期，美国耐心地对苏联东欧国家做了几十年如一日的宣传工作。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主张通过“美国之音”等机构“挑起铁幕后面各国人民的抵抗情绪，并使他们相信美国会给予道义上的支持”。他还提出要建立一个由美国军事当局和国务院的有关官员组成的高级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对苏联、东欧的广播，使它具有充分的权威，来进行一场解放人类灵魂和思想的世界性战斗。几十年来，美国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广播电台网。“美国之音”、“自由之声”和“自由欧洲”等广播电台用短波对苏联东欧国家进行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宣传，其广播的消息充满了颠覆性的煽动。“美国之音”的领导人公开宣称，“美国之音”的宗旨就是要破坏苏联及其卫星国的稳定，促使它们的人民和政府之间产生隔阂和摩擦；尽量在共产党集团的各领导人之间打入楔子，使他们相互不满和猜疑；煽起民族主义的火焰，鼓励铁幕后面宗教感情的复兴，等等。

苏共与东欧国家的左翼党派历史上曾犯过一些错误，美国的广播电台就揪住这些错误不放，不断地翻历史的旧账，以证明这些国家政权的不合法性。美国电台还曾直接参与和干预苏联国内的动乱。1989年8月，当时还属于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发生动乱。为了促进苏联解体，美国的上述三个电台和英国广播公司、联邦德国的德意志电波电台等联手向这三国发起了宣传攻势，用俄语和波罗的海三国的语言大量散布谣言，挑唆民族仇恨，煽动民众搞武装起义。苏联东欧集团很强调意识形态宣传，把新闻、文化、出版等活动都列入了宣传范围，严格管制。这使当地人们成了“温室里的花朵”，根本经不住任何“细菌”的感染。相反，久而久之，当地人对当局的宣传产生了反感，认为当局的宣传尽是美化形势，在制造谎言。于是，他们很容易就把与当局作对的对立面当做真理，把美国对苏东的宣传都当成了事实。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民主”攻势不断深入人心，为1989年后的苏东剧变创造了有利条件。

美国之音等电台也长期对中国进行宣传战，除了制造一些所谓中国人听不到的消息外，他们还炮制了许多中国领导人之间矛盾和斗争的谣言，对中国的西藏历史大肆歪曲……每当中国出现政治运动和政治动乱时，总是美国的对华广播电台最活跃的时期。在真真假假的消息报道当中，美国政府办的这些广播电台就把他们要宣传的意识形态灌输进来。美国人当初很忌讳自己的政府控制宣传机器来影响舆论的做法，因此国会1948年通过的《史密斯—蒙特法》就规定，只允许美国之音电台向外国(而不是本国)的听众播出亲美国政府的新闻。其实，美国人似乎很虚伪，他们自己的听众不信的东西可以向外国人灌输，只要最终结果对美国有利就行。否则，国会怎么会通过一项法案，只把某种消息给外国人听，而不让本国人听呢？

美国政府不仅控制、操纵着美国对外的新闻媒介，对美国国内的新闻报道也有严格限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还发展起了一整套控制新闻报道的措施。

20世纪70年代，美国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却没有打赢越南战争。美国政治家总结经验后，认为是新闻报道起的负面作用太大，影响了美国公众的士气。此后，美国政治家们与军事专家们都达成了一种默契：当美国对外展开军事行动时，要限制新闻报道的时间，战斗要快，让新闻报道一下子完成，不要陷在里边拔不出来。对战斗造成的意外损害，要简单地描述，不让新闻界知道太多细节。

美国人总结的经验让英国人学了去。当1982年英国与阿根廷为马尔维纳斯岛打仗时，英国政府便对新闻媒介采取了控制措施：限制一小部分记者到战地采访，文章刊登前先交政府审查，禁止外国记者到战斗现场采访，等等。没想到，英国的做法却得到了“东施效颦”的效果。战斗打响后，英国民众急于想了解事态发展，这大大激发了英国记者的创造力，他们想尽办法打听消息，焦急之中把英军的部队调动情况都报道了出去，结果阿根廷军队掌握了情况后在战场上占了便宜，使英军付出了重大伤亡。

美国人吸取了英国的教训，决定在外部武装冲突时，要尽量使媒体报道“不在场的现场”，只让记者拍摄一些冲突地区的草图，用笔粗线条地勾画出一些冲突各方的形势，以满足观众的好奇心。正是以这种方法，当美军1983年干预格林纳达和1989年干预巴拿马时，电视根本没有报道现场的情况。后来，经过了海湾战争与科索沃战争，美国政府和军界又把这些控制新闻报道的技术加以改善，变成战争前大肆渲染、战争打起后少报道战场画面。

美国军方与新闻界还达成了一种合同式的关系，立了些新闻报道的“规则”。这些规则虽说是君子协定，但在美国这个注重习惯法的社会里有着相当大的法律约束性。1984年1月10日，国会通过了《新闻报道军事活动的原则声明》，指出美国的军事活动应该有新闻报道随同，但新闻报道必须事先做好计划，所有的参与方都应被报道。1984年2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手下负责与媒体联络的小组通过了一个文件，提出了三点建议：当由于军事秘密而必须限制报道自由时，要为一些特殊限定的新闻小组提供新闻消息；如果参与报道的记者遵守地面部队准则与安全条例，就保证他们获得军事行动的消息；这些规矩要根据每次军事活动进行调整，违反规矩的记者将被排除在外。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时，美国政府下发了两个文件，分别称为《沙漠盾牌地面准则》和《新闻媒体指南》。这两份文件规定美军指挥官必须把新闻报道当做任务之一。
有这些文件做法律依据，美国政府与军方就能在对海外进行干预时控制美国的新闻报道，从而影响舆论。

在美军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布什政府更加发挥了控制媒体的技术，使美国新闻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压抑。《纽约时报》的专栏评论家克鲁格曼把这种压抑分为三种：(1) 在“9·11”恐怖袭击后，大部分新闻界人士都认为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应该适当地压抑对美国最高首长的批评。(2) 许多持自由派观点的记者们也对布什政府非常宽容，这是因为许多人都有“偷懒”的习惯，从政府那儿拿来信息就用，不加分析，也怕自己对政府信息抱怀疑态度而被扣上“非理性地恨布什”的帽子。(3) 右翼势力对敢于出轨的新闻记者的威慑。“9·11”事件后，如有记者敢对政府的措施“发难”，他的电子邮箱里就会塞满了充满仇恨的恐吓信，右翼势力会组织力量在其他新闻刊物上发表大量诋毁他的消息，以破坏他的名誉，最厉害的是，政府会向他封锁内部消息，而这对新闻记者的生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布什政府上台以来，美国政府不仅限制新闻媒体对美国在海外干预行动的报道，有时还干脆花钱“买通”一些专栏作家撰写支持政府言论的文章，也通过自己管辖的部门炮制一些颂扬总统政策的录像，并向其他电视机构传播，假充电视新闻报道。在布什的第一任期内，布什政府用于公关的费用几乎是克林顿第二任期的两倍。“9·11”之后，白宫便拟定了宣传的新战略，鼓励关于反恐战争的正面报道，吹嘘美国在阿富汗及伊拉克用武力推动民主革命的成果，为布什政府出兵海外寻找理由。

布什政府还控制着一些与新保守主义观点相同或相似的新闻机构，借他们之口宣传自己的政策。比如，福克斯公司与媒体链接公司就经常受政府之托来搞宣传，福克斯公司有一个庞大的新闻网，它向其130家附属电视台提供的新闻录像很多都是政府部门炮制的新闻。一位从事新闻推销的公司经理大言不惭地说，任何电视新闻机构都不可能拥有充足的人力、时间或财力去报道所有有价值的新闻。90%的电视新闻编辑室现在都要依赖新闻录像。

2002年9月11日，福克斯公司下属的孟菲斯电视台播出了“9·11”事件周年特别报道，着重报道了美国如何帮助解放了阿富汗妇女。孟菲斯电视台的记者克拉克在报道中解说道，阿富汗妇女一度被禁止上学和就业，现在终于脱下了长袍，开始从事裁缝和面包师的工作，首次享受到了医疗保健，甚至得以参加新兴的民主。克拉克的报道似乎证实了布什的外交政策的中心论点：美国在国外的大力干预是在传播民主自由，改善当地人的生活并赢得朋友。然而，孟菲斯人不知道的是，此次采访节目完全是美国务院的承包商一手策划的，采访中的引语与解说词都是该公司提供的。

美国国务院有一个下属部门称广播事业管理办公室，大约由30名编辑和技师组成。2002年初以来，他们在白宫的批示下开始制作配有解说词的特写报道，其中大肆鼓吹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成果，为布什政府出兵找借口。然后，这些报道被广泛发往世界各地，供当地电视台使用。这些对外宣传的报道本属于《史密斯—蒙特法》管辖，也就是不得播给美国听众。然而，自从布什政府展开了反恐战争后，美国的宣传也不只是给外国人听了，这些对外宣传也开始“出口转内销”，因为美国国内的老百姓也需要进行一些“思想教育”。为此，美国务院的官员解释说，《史密斯—蒙特法》不适用于广播事业管理办公室。

当美国进行海外干预时，政府用来引导新闻报道的原则很简单，主要可以归纳为三条：

(1) 要树立敌人的形象，即需要动员一切力量来打倒的恶魔。从这一角度来看，布什在一次讲话中不经意地说出了“十字军东征”一词其实是故意的，因为它最能调动美国人的情绪，能调动起美国人的一种宗教狂热。为了树立恶魔的形象，美国媒体经常要把敌人描绘成极其残忍的暴徒，比如在科索沃战争前就把塞尔维亚人描写成搞种族清洗的暴徒，大肆宣扬他们发现的“万人坑”。在伊拉克战争前，美国媒体也把萨达姆政权描写成暴行累累的政权，还拿伊拉克平民当人肉盾牌去抵御美军的进攻。 　

(2) 把美国的军事行动描绘成正义的战争，把美军描绘成正义之师。在极度渲染了敌人的残暴后，美国媒体会让人感到，美国再不干预不行了，美国不能允许在这个世界上有这种恶魔存在。于是，美军的干预就成了正义行为。2003年美国打伊拉克战争，绕过了联合国安理会，但之后美国媒体却不断报道安理会事后的一些安排，似乎美国的军事干预行为还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3) 要把战争描绘成“干净”的战争，即不会造成无辜死伤的战争。为此，美军提供给电视台的镜头往往是“精确打击”的镜头，炸弹如何打中了目标，轰炸机如何顺利完成了使命。

总之，美国政府在与新闻媒体打交道中培养了一套熟悉的技巧，知道如何控制并操纵新闻媒体去影响舆论。美国政府官员利用新闻媒体竞争的特点，控制报道机会的供给，只把采访的机会和机密的消息给一些听话的新闻记者，逐渐培养起了一批“御用文人”。当公众对电视画面上的刺激镜头很着迷时，美国政府更是拥有很大优势，政府官员控制着战场等实地拍摄的画面，想让观众相信什么样的信息，就能找到什么样的画面。

布什政府的智囊中有许多“新保守主义”人物，这些人深谙控制舆论的重要性。新保守主义第一次在美国政坛上露面是20世纪80年代，而从70年代末当时的新保守主义者们就开始着手准备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攻势了。欧文·克里斯托尔是当时新保守主义的旗手，《公共利益》杂志的总编。他在1978年公开号召美国企业为一些学者与学术机构捐助，做些慈善事业，让那些学者与学术机构有能力为保卫强大的私营部门而呼喊。那些企业本来对学术研究不太感兴趣，在他的号召下也纷纷为那些倾向它们的学者们慷慨解囊。在企业的大量捐助下，一个在经济学界本来不太起眼的学派——“供给学派”——的研究突然占据了从学术刊物到大众读物的各种版面，一下子成为耀眼的明星。这一学派鼓吹政府减税，并用经济学的方法证明，减税不仅不会引起财政赤字的恶化，还会促进消费与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快了，政府税收的盘子便做大了，财政收入也会随之增长。供给学派的观点是否站得住脚，经济学界尚未有定论，但供给学派的观点被里根政府接受后使美国企业受益无穷却是不争的事实。欧文·克斯托尔在1995年说道：“重要的是政治效率，而不是政府的会计差劲。”在企业的赞助下，美国的一些研究人员与研究机构开始向某些经典的科学结论挑战。在科学研究的幌子下，他们推翻了一些早已有了公认的常识。比如，他们说全球气候变暖是尚未有定论的研究，二氧化碳排放与气候变暖不一定有关系，等等。当然，这些研究是由美国的石油公司资助的。另外，新保守主义在政治上得势离不开基督教右翼势力的支持，而这些势力绝对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于是，就有些得到赞助的研究证明，达尔文的进化论尚有许多地方不清楚。美国的公众本来对这些科学辩论就弄不明白，认为那不都是些图表和数字吗？新闻媒体又参与了这些辩论的报道，并不时地引用一些研究人员的说法来证明自己的报道，那些早已被证明的事实却又变得模糊起来。新保守主义者们很会控制舆论，通过企业赞助研究的办法，他们制造出大量的“科研成果”，然后又拿这些“科学论据”来影响舆论，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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