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1884~1918)
近代作家、诗人、翻译家。原名戬,字子谷,后改名玄瑛,曼殊是他的法号。广东香山(今广东中山)人。幼年孤苦零仃,1903年后留学日本,加入了革命团体青年会和拒俄义勇队,回国后任上海《国民日报》的翻译,不久即于惠州出家为僧。1907年赴日组织亚洲和亲会,公然反抗帝国主义,后与鲁迅等人合办杂志《新生》,但未成功,此后远赴爪哇。辛亥革命后归国,对现实悲观失望。苏曼殊一生能诗擅画,通晓日文、英文、梵文,可谓多才多艺,在诗歌、小说等多种领域皆取得了成就。他的诗作现存约百首,多数为七绝,内容多是感怀之作,这种倾向在辛亥革命后诗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艺术上他受李商隐的影响,诗风幽怨凄恻,弥漫着自伤身世的无奈与感叹,《东居杂诗》、《何处》等皆是这类诗的代表。然而在苏曼殊诗歌创作的早期仍有一部分风格与后期迥异的作品,如《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二首所体现的爱国热情表现方式苍劲悲壮,与一般诗歌有区别。另外苏曼殊还创作了一部分风景诗,这些诗基调轻松,色彩鲜明,极富形象化,宛如一幅画卷,清新之气扑面而来,具有较高的艺术性,代表作有《过薄田》、《淀江道中口占》等。 苏曼殊是南社的重要成员,他的诗风“清艳明秀”,别具一格,在当时影响甚大。除诗歌外,苏曼殊还翻译过《拜伦诗选》和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在当时译坛上引起了轰动。此外,苏曼殊自己也从事小说的创作,从1912起他陆续创作而成的小说有《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6种,另有《天涯红泪记》仅写成两章,未完。这些作品都以爱情为题材,展示了男女主人公的追求与社会阻挠间的矛盾冲突,作品多以悲剧结尾,有浓重的感伤色彩。苏曼殊注重对主人公心理的矛盾揭示,实际是其内心痛苦挣扎的真实写照。行文清新流畅,文辞婉丽,情节曲折动人,对后来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产生了较大影响。
陈独秀眼中的苏曼殊
近代著名人物,多有与苏曼殊关系至密者,陈独秀也是其中之一。在近代思想家中,不涉佛学的甚少,陈却是少数中的一个,但其于佛法亦怀尊崇之意。他在《答李大槐》的信中尝言:“佛法为广大精深之哲学,愚所素信不疑者也”,“于世界一切宗教,悉怀尊敬之心”。他对曼殊的人格多有肯定。 陈独秀说,对曼殊的家世,他了解的不比一般人多。但他强调,旅居日本时,他曾见过曼殊的母亲河合仙。母子二人面貌酷似,言谈举止间皆流露出母子间的亲昵与温情。此说与传言不同。据传,曼殊为其父所雇的一个横滨下女所生,此女产后不到三个月便离家出走,将曼殊托河氏抚养。陈还说,河合仙自广州回日本后又同日本人结婚,此事则更鲜为人知。这大概也是曼殊身世隐秘难寻的原因吧。 尽管如此,陈独秀与苏曼殊相识甚早,对曼殊的了解,应当说还是比较深刻的。20世纪初年,他们俩均就职于上海《国民日日报》报馆,后报馆被封,他们便租房同住。苏曼殊天天闹着要离开上海,陈与寓友何梅士不允。某日,曼殊邀何外出看戏,在戏馆中刚刚坐定,曼殊便要回寓所取钱付钞,结果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何返回住处,仅见曼殊所留一信,告知不辞而别的原因,并说,当何阅信时,他已经离沪远去了。 此后陈独秀再也不闻曼殊之消息。数年之后,陈重返上海,一次与朋友在一家酒馆用餐,谈话间,闯入一眉清目秀的和尚,正是曼殊。曼殊虽着僧装却不戒酒肉,后经陈等劝说而改穿西服,并且毫无顾忌地说,穿僧装“吃花酒不方便呀”。与陈再会面于上海的苏曼殊不但一改往日沉默寡言的习惯,口不择言,高谈阔论,而且广交十方,既有男朋友,更有女朋友,很有点“美人如玉剑如虹”的意思了。 传说陈氏与曼殊一起翻译嚣俄(Hugo,今译雨果)的《悲惨世界》,但陈说那是曼殊的手笔,他只是稍加润饰而已。陈还指出,曼殊所译对原作很不忠实,乱添乱造,根本谈不上“信”,而他的润饰更是马虎得一塌糊涂。译作先是在《国民日日报》上登载,未及刊完,报馆被封,后又由镜今书局出版。接受书局建议,陈与苏皆署名其上,故有同译之说。 苏曼殊尝著《梵文典》八卷,在《天义报》上发表,陈独秀也曾以熙州仲子的名义为之题诗。事前,陈氏还向曼殊提供英文书,包括Max Muller撰著的A Sanskrit Grammar For Beginner(《梵文语法入门》)等三种。曼殊得此三种参考文献,顺利完成《梵文典》之写作,由此也可看出曼殊于梵文的兴趣与造诣。 曼殊固然天资聪慧,但幼时毕竟未能认真学习汉语,故初到上海时,其汉文水平实在不甚高明,至于音韵、平仄尤其一窍不通,但他却立意要学作古诗,于是陈独秀便又承担起教授曼殊作诗的责任。初,曼殊习作由陈改正,而后陈亦无能为力,继由章太炎教正,但章也只是敷衍而已,大多还是靠曼殊自己。曼殊既读又写,诗句、诗意渐至佳境。柳亚子尝言:“曼殊的文学才能,不是死读书读出来的,全靠他的天才。”笔者以为也未必尽然,他的勤奋应当说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当然,这位在20世纪初曾以其“僧侣的孤独”倾倒一时的浪漫诗僧,确实有过人的天资。 说到曼殊的为人,陈独秀倒不认为他疯癫憨傻,反而说他于人情世故是看得过于透彻而不肯俯仰,实佯狂免祸罢了。陈还说许多人以为他是傻子,实在是上了曼殊的当。陈进一步肯定他说:“在许多旧朋友中间,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了。”不过,陈独秀认为,令大家引为笑柄的曼殊贪吃,却是曼殊见举世污浊,遂起厌世心理,因而采取的自杀策略,所以乱吃乱喝,以求速死,最终还是死于乱吃乱喝而导致的肠胃疾病。这就未免有点太夸张了。有谁因厌世而贪吃,又有谁欲求速死而做饕餮之徒?陈氏此说未免贻笑大方。然而还有人甚至取之比附屈原投江等,尤其显得不类。至于说曼殊以世人皆醉惟其独醒,有点曲高和寡,倒是事实。但贪吃只能说是他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与厌世实在风马牛不相及。(摘自《佛门旧踪》,麻天祥、刘蔚著,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光明日报》 2001年4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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