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关押的15天

这是一个发生在86年的真实故事。

那天中午，我从武汉关那儿批发了500本《十三妹》，然后急匆匆地往武昌赶。在武昌南站转车的时候，人比较多，我手中提着《十三妹》，自然是挤不过别人，只好甘愿落后。不巧的是，有一个女孩儿比我还落后，非常地不积极。更奇怪的是，当车门快关的时候，她突然跳了下去，使我们都吃了一惊。

她下了车，却并不离开，而是仰着头问我们：“这车去哪儿？”
“去武昌县！”立即有人回答她。
“XXXX是不是在武昌县？”她再问。
“什么？”车上的人都听不懂她在说什么。我也听不懂。
她立即举起手，向我们展示了一张纸条。由于我最后上车，被堵在车门口，所以就离她最近，我一伸手接过了那张纸条，发现上面写着“贺站中学……”。
“哎哟，你要去贺站中学吗？”由于我有一个好朋友正巧在那儿教书，所以我立即对这个女孩儿感到亲切起来。仿佛她就是我的朋友的朋友，我的朋友的朋友当然也就是我的朋友了！
“是的！你知道那个地方吗？”她似乎也受到了我的感染。
“那么你找谁？”我希望她要找的人就是我的朋友，那我可就立大功了。但是她说出的名字我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时候车快开了，司机也在叫嚷：“到底走不走啊！”
“你坐这车先去武昌县的县城，然后再转车就可以去贺站中学了，当然，这儿也有直接去贺站的长途汽车。”我赶紧告诉她。话音刚落，车门“哐当哐当”地关上了，汽车也开始发动。
“你知道直接去贺站的长途汽车在什么地方吗？”她急切地问。
“我也不知道！”我回答她。然后立即对车上喊：“哪个晓得去贺站的长途汽车在哪儿上车？”
“冒得（方言：没有的意思）了！”立即有好几个人回答。她大约是听懂了那几个人的答复，立即惊慌起来，狠狠地怕打车门高嚷：“开门！开门！”
“把门打开沙！”我们都向司机高喊。

一路上，我们好几个人都跟她聊天。问她是哪儿人？去贺站干什么？当知道她是江西人，要去贺站看望一个朋友的时候，热情好客的武汉人纷纷要给她让坐。
在县城里，我花费了几分钟把《十三妹》交给老板，然后立即与她一起上了去贺站的汽车。她的车票也是我花两块钱买来的。虽然她表示要给还我钱，但我没有接受。
很快就到了贺站中学，我非常地高兴，而她却突然地沉默起来，仿佛霜打的茄子，恹恹缩缩，一整个人仿佛泄了气的皮球。我当时心中十分纳闷，也担心，还夹杂了莫名其妙的恐惧。我暗中祈祷早点见到她的朋友和我的朋友，我还期待着当我正在与朋友推杯把盏的时候他们突然双双过来向我表示感谢，而我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没有关系，小意思！”。
事隔多年以后，当我回忆当时的过程时，才猛然醒悟：其实，在汽车一进入贺站，她的情绪就有了明显的变化。当时，我跟她说“这就是贺站了！”“到了吗？”她立即问，十分惊诧的样子。“只是刚刚进入贺站境内，离贺站中学还有段距离。”本来，一路上她的话非常少，对外面的景色也莫不关心，可是，自从我告诉她“已经进入贺站”以后，她开始非常认真地观看周围的情景，包括公路、房子、田野等等。而且还主动向我提问。比如“你做什么工作？”“每月赚多少钱？”等等，当然，还有一些关于我家庭背景的问题。而之前，一直是我单方面向她问这问那，她回答得也很简单。
记得当汽车进入贺站境内以后，我越来越兴奋，而她反而表情越来越怪。我以为她累了、或者饿了，所以才情绪低落，就对他说：“现在没办法下去吃饭，要不你先睡觉一下？”她于是趴在前面座位的靠背上似乎要睡一会儿。可是不久，她就突然坐直了，向我提出更多的问题。比如她指着马路两边的破旧建筑问我“贺站都是这么差的吗？”“你有没有去过贺站？”等等，都是我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我自己都没有去过那儿。她甚至还问过我“你能不能陪我下车，送我去武汉？”等等。我立即告诉她，已经快到了，何必下车？就算是今天一定要赶回武汉，在见到了朋友以后也可以的。因为贺站在京广线上，来往的汽车多，火车也多，随时可以去武汉。

贺站中学紧挨着京广线铁路，中间只隔着一条国道。由于整个学校没有围墙，那几栋坐落在一片黄土之上的校舍就显得异常的孤寂、苍凉。远远望去，那感觉实在是空旷，仿佛狂风吹来，它们会立即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一般，或者随时都有可能被飞扬的黄土覆盖一般。学校正在上课，迎接我们的只有黄土，校舍和寂静。
我们俩站在空旷的黄土上，不知道是直接去教室找人比较好，还是向距离教室200米左右的另外一幢建筑物去打听比较好。这时候她突然对我说：“半小时后我一定要返回武汉去！你愿意陪伴我一起去吗？”
“你的朋友肯定会送你的，我想在这儿玩一天。”我对她说。
“这儿这么荒凉，有什么好玩的？”她惊诧的样子。
“我就是喜欢安静的地方。”我告诉他。
正说着话，突然发现那建筑物里面走出来一个中年人，他手来拿着书本。我于是认为那儿也许是学校的办公室，那人应该是贺站中学的老师。我还想到也许他就是她要找的人，就问她：“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她肯定地说。
我于是赶紧跑过去向他打听：“请问你是这儿的老师吗？”
“是！”他并没有停止脚步。
“请问胡长青老师在这儿吗？”我问。
“他的课已经上完了，刚刚回去。”他走得慢了一点。
“今天不来了吗？”我虽然万分地失望，但还是希望有奇迹出现。
“明天才会再来。”他肯定地。
“请问小李飞刀老师在吗？”我只好向他打听我的朋友。
“刚刚去初二（1）班上课。”他停了下来。
“在哪间教室？”我问。
“刚刚去上课，你不能去教室找人。”他阻止我。
“那你们办公室在哪儿？”我问。
“我们没有办公室，都在宿舍备课。”
“对不起，那是胡长青老师从江西来的朋友，是我带来的，她希望立即见到胡长青。”我简单地向他介绍我们的来历。
“你认识小李飞刀老师吗？”他问。
“小李飞刀是我的朋友。”我说。
“我帮你去跟小李飞刀老师说一下，看能不能派一名学生去他家里叫他。”
“胡长青老师的家离这儿远吗？”
“大约需要三个小时。”
“……”
“对不起，我要去上课了，你们可以去小李飞刀老师的宿舍等一等。那幢宿舍左起的第二间就是小李飞刀的宿舍。”

那边教师宿舍的门大多是开着的，小李飞刀的则开得最大，而且里面房间的门也没有关。
小李飞刀的宿舍呈“日”字形，由两个方块组成。外面的方块里放了一张床，床下面有一口木制箱子。床的对面，紧贴着墙壁放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子的左边就是大门。大门与房门之间，正对着床脚的地方有一只塑料桶，里面有一条裤子、衬衫和几只袜子。床脚下面有搪瓷脸盆。桌子上有搪瓷碗和铝制饭勺。还有一些书和几只毛笔、钢笔。
既然到了小李飞刀的宿舍，我就毫不客气了，立即把椅子搬到她面前，让她坐。她一秒钟都没有推辞，立即坐下来，却并不放下行李，而是抱在胸前，放在双腿上。
她非常认真地打量着房间，期间还起身去里面的小方块看了一眼。并且告诉我，里面还有一张床。
“啊？”我立即意识到这个宿舍里面住了两个人，每人一个方块。
不久，小李飞刀就屁股着火了一般冲进来，还一面急急地说：“我已经叫了两个稍微大一点的同学去叫胡长青了，三个小时之内他会赶来。”
“有没有办法快一点，去那儿没有车吗？”她迫不及待地问。
“那地方连自行车都不能骑，而且我们都没有自行车。”小李飞刀为难地说。
突然，她腾地站了起来。我们都没有预料到。
“先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小李飞刀双手张开，似乎要按住什么似的。然后对我说：
“坐车累了吧，我倒点水给你们洗脸。”一面说着就一面拿了那个搪瓷脸盆不知从哪儿搞了一盆水来让我们洗脸。我不习惯与女人一起洗脸，就说：
“我不洗脸，让她洗吧。”她把手中的行李放在椅子上，认真地洗了洗脸。稍后，小李飞刀一面给我们倒开水，一面说：
“我正在上课，不能多陪你们了。”
“那你先去上课，下课以后我们再聊。”我立即对他说。
“我还有一节课，而且我现在跑出来十几分钟了，下节课要连起来上。”然后他就上课去了。
他走以后，我就向她吹牛，说我与小李飞刀如何如何地铁哥们。但是，她一点兴趣也没有，不几分钟又从椅子上站起来：
“你跟你的朋友铁哥们吧，我要走了。”
“你一个人也敢走？”我以为自己在什么地方惹她生气了。
“你不陪我，我也要走。”她说着话人已经就到了门口，没有给我考虑的余地。我只好陪她出来，西里糊涂地就走了几百米，到了国道上。我猛然想起这样一个问题：万一她的朋友几个小时以后赶到了学校，而找不到我们，会不会怀疑我拐骗了她呢？我以后如何向我的朋友解释？我的朋友又如何向他的同事交代？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就立即将自己的处境告诉了她。但是，这个时候的她仿佛吃了什么药一样，只是要走、要走，要离开、离开……

别别扭扭，吵吵闹闹就上了火车到了武昌南站。下了火车以后，我们在站台上。她丝毫没有出站的意思，只向我要了我的通信地址，然后就要告别。她告诉我自己的钱用完了，我立即就感到天旋地转，因为我的身上也只有10多块钱。
“钱不够怎么办？”我问她，又好象是问自己。
“逃票！”她老练地说。
“啊？！你不怕被抓？”我十分惊讶她的回答。
“反正没有钱，抓住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她胸有成竹的样子。
“但是你不吃饭吗？”我认为除了要钱买票，还应该要钱吃饭。
“一天就到了，不吃饭没有关系。”她仿佛勇敢的刘胡兰。
“可是今天你就没有吃饭！”我提醒她。
“我三天不吃饭也没有关系。”她若有所思地。
“我还有点钱，先给你吧。最好买张车票。”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全部给了她。
“你自己怎么回去？”她捏着那10几块钱问。
“这条线上我认识很多开车的，等一下专门等他们的车。”
我本来也想向她索取通信地址，但又不好意思。眼看就要分手了，朋友的责问，朋友的同事对朋友的责问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我。情急之中，我就想到应该找人来帮我证明一下。证明她是好好与我分手，好好地离开武汉的。正巧，有一个小伙子从远处走来，他穿西装革履，戴着金丝眼镜，手提漂亮的大旅行箱，行走有力，步步生风。我就截住了他：
“对不起，你也乘坐123次列车吗？”
“是的，去江西。”小伙子痛快的回答。
“是江西人吗？”我问
“南昌。”他利落的答道。
“麻烦你一下，我这个朋友也去江西，请你一路上照顾她一下，可以吗？”我向他请求。他用迷惑眼光看着我和她。
“她也是江西人。”我忙提供有利的证据。果然他脸上的迷惑立即消失，用我听不懂的话与她说了几句，她也与他你来我往，煞是融洽。显然他们是老乡。
“好吧，跟我走吧。车快开了。”他向我点点头。又向她友好地招呼。
“她没有钱了，麻烦你帮她一下。”我嘱咐。
“没问题，上车后我买包方便面给她吃。”小伙子痛快地答应。眼看着他们就要过去另一个站台，我本能地又向小伙子提出了一个要求：
“麻烦你，我想看一下你的证件。”
“哦！”他立即痛快地掏出了小本子，那是他的工作证。当时由于我脑子乱哄哄地如同糨糊，看着小本子上的字都是跳着的。我再向他提要求：
“我想抄一下可以吗？”
“……”他有些不愉快，但没有拒绝。由于我身上没有笔，也没有纸，只好再向他提要求：
“把你的笔借给我用一下。”不料他啪地合上小本子，拉着她就要走。我立即跟她说：
“别跟他走。”她果然听话，乖乖地回到我的身边。小伙子愕然的样子，然后抬腿走人。

站台上除了远处的一个治安亭子，就剩下我们两个人。我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也十分茫然的样子。
“不如我们去治安亭子里面让警察给我做个证明，怎么样？”我提议。
“我不想去……”她很不情愿地。
“那我以后如何向我的朋友和你的朋友交代？”我责问她。她只好跟着我去治安亭子。
亭子里面只有一个警察，我向他介绍了事情的经过，他笑着说：
“跟我来！”我以为他要帮我写个证明。就跟着他。她也跟着我。我们到了下面车站里面的派出所，那儿有很多的警察。

站台亭子里面的警察走后，有两个警察拿着纸笔来询问我们，口气非常地友好。我把事情的经过和自己的顾虑又说了一遍。两个警察相互看了看，然后让我们等一等。我以为他们问清楚了立即就要给我出证明。不料十几分钟以后他们又来了，而且还跟了一个胖警察在后面。在他们的要求下，我又把经过说了一遍。他们又让她说。她则推辞：
“他已经说了好几遍了。”但是那个胖警察一定要让她也说一遍。期间我插了一句“小李飞刀老师是我的朋友，我们认识很久了。”不料胖警察立即发怒：
“闭嘴！谁让你说话的？”我没有遇到这一招，立即委屈起来，差点哭了。
她说着说着，就不停地侧过脸来看我。那胖警察看看她，又看看我，突然抽筋一样大喝一声：
“带她走！”那两个警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所措的样子。
“就是她，带到隔壁去！”胖警察一面狠很地朝那两个警察瞪眼，一面伸出指头点了点她。两个警察慢腾腾地收拾纸笔，终于站起来把她被带走了。我立即感到了某种危险，也十分担忧她要被胖警察抓到什么地方去。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又来了两个警察。他们摊开纸笔以后，第一句就放炮：
“坐好一点！”
“我哪里没有坐好！”我委屈地反问他们。
“老实一点！”他们再次叱责。我立即伤心、委屈得到了极点，眼睛雾蒙蒙的。“叫什么名字？”他们丝毫不顾我的情绪。我再也控制不住了，暴雨倾盆而下。
“不许哭！”他们斗反革命一样地凶神恶煞。我一面哭，一面回答他们的问题，按照他们的要求又把今天的经过说了一遍。他们收拾了纸笔，走了。

他们刚走，外面就闹哄哄起来。只听有人说：“都火气小一点，都让一步！”不久，就见一警察带了两个人进来。两个人一高一矮，高个子比较瘦、黑，象个农民。矮个子白白胖胖，似乎是个当官的。
“是你加塞了！”矮个子指着高个子。
“你不要动手动脚！”高个子举手往外一伸，就弹开了矮个子的手。
“你去哪里？”警察问高个子。
“我去甘肃。”高个子说。
“你去哪里？”警察问矮个子。
“我去北京！”矮个子炫耀地说。
“不是同一列车，谁先谁后没有关系嘛。”警察劝解道。但是他们还吵，而且矮个子骂高个子：“简直是个土匪！”
高个子立刻反击：“我怎么土匪？我明明站在你的前面，你为什么说我加塞？”
“你说、你说，他加塞是不是土匪？”矮个子试图指挥警察来镇压高个子。还掏出了一个小本本说：“我是电子工业部的。”那是工作证，他试图以牌子压人。
“我是原子弹…的。”高个子也不甘示弱，从包里面拿出了自己的小本本。警察立即恭敬起来，双手接过他们的工作证。
“你们一个是大干部，一个是科学家，怎么象小孩子一样吵架！你们握个手和解吧！我还忙得很罗”看过他们的工作证以后，警察笑眯眯地这样宣布。然后一双手放在他们的背后，把他们往一块儿挤。
他们双方都没有料到对方的身份，都怔了怔，然后真的伸出了手客气起来。

他们三人走后，整个屋子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这间屋子里有一部电话机，放在靠北面墙的桌子上。东面有一大窗子，窗子外面依次是走廊，天桥和铁路。走廊比较大，所以紧挨着天桥的柱子放着一条带靠背的椅子。那两个洋人就是坐在那条椅子上。进屋的门开在北面，我背靠着门做在长条椅子上。我的面前有桌子，桌子的对面还有长条椅子。警察就是坐在对面向我讯问。离窗子一米多，并排放着两条带靠背的椅子，每张椅子可以坐四人。屋子里除了电话机、长条椅子和桌子，再也没其它的东西了。我当时真想有本书，或者报纸，甚至人民日报也可以呀！实在上无聊，我就看外面的火车和那些站台上挤车的人。突然，警察带了两个人出现在窗子外面，让两个人坐在紧挨着天桥柱子的长条椅子上休息。是两个洋鬼子，男的大约20多岁，金发碧眼的女的也跟他差不多大。他们俩不怎么说话，而是时不时地隔着窗子看我，大约是觉得纳闷。不久他们大约感到了这样看人不礼貌，就拿出了三五牌香烟，玩弄了很长时间，然后点燃，低头吸着。两只香烟以后，就有警察过来告诉他们“可以上车了。”

又是死一样的沉寂。仿佛全世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坐得太累了，就起来在屋子里踱步。
天慢慢地黑起来了。终于有人进来。又是两个警察。他们象原来的警察一样拿着纸笔，坐在我的对面。沉默着。
他们其中一人掏出香烟，分一只给另一个警察。沉默着。
他们点燃香烟慢慢的吸着。沉默着。
他们终于开口，又让我说“怎么跟小姑娘认识的，都干了些什么？”我只好象祥林嫂一样又把今天的故事讲了一遍。期间他们反复地追问我“你为什么要帮她买票？”“你为什么要送她去贺站中学？”“你送她到了贺站中学以后为什么又要跟随她以返回到武汉？”等等。
他们还教训我：“你多事！她是按照征婚广告的地址去找胡长青的，要你参入什么？”“她是认为贺站太穷了，所以后悔了，你还跟着她干什么？”
他们还讥笑我：“现在有谁做好事？”“你比得上雷锋吗？”“你能跟雷锋比吗？”
由于一天没有吃饭，没有喝水，没有休息，我已经被他们越搅越乱，实在不愿意被他们没完没了的纠缠。就厌烦地说“你们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你们到底让我说什么？”
“比如说骗她的钱的想法有没有？”他们提示。
“比如说对她有没有坏心事？”他们还提示。
我立即否认了这两个警察的诱供。他们也没有为难我。走了。过了半个小时，他们又来了。一坐下就问我：
“你有没有摸过她？”
“没有！”我立即回答。
“你再想想。”他们继续问。
“不用想，没有！”我厌烦地说。
“你们去贺站的时候是不是坐同一辆车？”他们问。
“是的！”我不明白他们想干什么。
“你们是不是坐在一起？”他们问。
“是的！”我认为他们很可笑。我们一起去贺站，坐在同一辆车上，当然是坐在一起。
“在路上你都没有碰到过她？”他们问。
“有的时候会碰到的。”我还是觉得他们明知故问。
“什么时候？”他们伸长了脖子追问。
“突然刹车或者转弯的时候。”我没有好气地说。我非常纳闷，他们为什么连这样的常识都不知道，还来问我？
“碰到几回。”他们又问。
“有好几回吧。”我实在没有数过。
“到底几回？你跟我老实一点。”其中一个警察瞪我一眼。仿佛我欠他钱似的。
“你们愿意写几回就几回吧！反正我记不清楚了。”我也没有好气。
“十回有没有？”他们问。
“没有！”
“那五回有吧？”他们跟我商量。
“你就写五回吧。”我同意了他们的决定。

“路上很颠簸是不是？”他们又问。
“是的！”我觉得他们问的都是废话。
“她是不是晕车了？”他们问。
“好象是蛮晕车的样子。”我想了想说。
“你怎么知道？”
“她曾经说过自己头晕，想睡觉。”我说。
“她有没有睡过觉？”他们问。
“她是想趴在前面座位的靠背上睡一下。”
“趴了多上时间？”他们又问。
“一会儿。”
“后来呢？”他们问。
“后来她又坐直了睡，但是不小心把头撞到车窗上了。”
“她撞了头的时候你跟她说什么了？”他们问。
“她被撞的时候伸手抓了我一下，我吓了一跳。就告诉她我不打瞌睡，她可以靠在我的身上睡。”
“你真的这样说过了吗？”他们兴奋起来，没有了原来的恶声恶气。
“当然，你们遇到这样的情况也会帮助她的吧。”我以为他们真的理解了我，知道了我是在做好事。
“你愿意签字吗？”他们的样子很奇怪，象是激将，也象是赞许。
“当然。”我以为他们要根据这些来奖励我。签字以后他们立即就走了。大约半小时以后又来。这时候已经过12点钟了。
他们一进来就说：“你还有什么没有交代的？”我一听就热血沸腾：他妈的我什么时候变成要“交代”了？
“把我关了一天（半个白天），看你们怎么收场？”我怒斥他们。他们相互望了一望，然后一转身又走了。
他们走后不到半小时，就有其他的警察带了三个人进来。警察把那三个人铐在东面的窗子附近的长条靠背椅子上，还警告他们“老实一点。”然后就走了。警察一走，三人中的一个倒头便睡，其他两个则坐在椅子上睡。

快到凌晨三点的时候，有人来把那三个人带走了，然后那两个警察又来了。他们再次让我讲述从认识那江西小姑娘开始到陪她返回武汉的这段时间里，我都干了什么。我被迫又当了一回祥林嫂。他们非常耐心地听我说完，然后阴阳怪气地调侃我：“你就那么的高尚？”
“谈不上高尚，但总算是在做好事吧？为什么做好事的人反而还要被你们抓起来、关起来？”
“我们抓你了吗？我们关你了吗？”他们反问我。
“那你们放我走！”
“想走？”他们哼哼地。
“不放我走，要你们好看！”我不知道自己怎么说出了这样的话。
“不是我们不放你走，是她把你告了！”他们严肃地说。
“我才不相信你们的胡说八道。”我根本就不相信她会这样对我。
“反正你今天不交代清楚是不行了。”他们干脆吸着香烟与我磨起来。
……
我们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辩论，焦点集中在我“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当时才十几岁，而且是第一次与警察交手。他们虽然也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但是现在想一想，他们的确比较老练，侦察技术很高。最后，我实在是烦透了他们，不愿意继续与他们纠缠下去，而且还觉得他们可怜，非常同情他们。我当时有一种直觉，认为他们是接受了上级的任务，一定要从我身上挖出点什么。所以，辩论的最后，我就主动问他们：
“你们是不是不从我这儿挖出点什么就无法交差？”
“……”
“如果我说我想骗她的钱，我要强奸她！你们满意了吗？”
“这可是你说的，你敢不敢签字？”他们立即又与我商量。
“签就签，我还怕你们不成？”
签完字以后，他们问我还有没有什么说的。我就义正词严地谴责他们：“你们等着看报纸吧！”
他们一怔，收拾了纸笔，走了。
当时武汉的报纸很开放，敢讲真话，也敢公开谴责不良的社会风气和监督政府部门。我想我当时的“不放我走，要你们好看！”和“你们等着看报纸吧！”的说法应该是受到了这样环境的影响和潜移默化。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反正是天亮了。我看到外面的警察都在拿碗吃炒米粉，其中有一个警察一面吃着，一面还隔着窗子友好地问我吃不吃。我当时真的是饿了，而且我一直都非常喜欢吃炒米粉。但是，我没有碗，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向我要钱，因为我的钱都捐献给那江西小姑娘了。再加上我当时的怨气很深，就气鼓鼓地说“不吃！”那警察就说“不吃会饿的！”“饿死算了！”我赌气。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那警察又经过窗口，举着空碗再次问我：“如果你要吃（炒米粉），我帮你打一碗来！”看他手里举着的空碗，再加上他说“打”一碗，我就认为那炒米粉应该是食堂做的，而食堂是公家的，应该不要钱的。有碗又可以“打”，我就想跟他说“想吃！”但是，面子上实在下不来。我就小声地说“不吃！”我真希望他能够听懂“不吃”其实是“很想吃”，心中不停地祈祷他不管我的态度，而主动地“打”一碗炒米粉来给我吃。

屋子里面开始有警察进进出出。也有一些找警察的人。
一个高个子青年女子进来，看到只有我一个人，就出去了。不久又进来，而且后面还跟了一个警察。警察一面从钱包里面拿小纸片给她，一面说明：“大姨两张，你一张”。“好好好，大姨他们都等两天了，就等你这卧铺票。她们说要好好谢谢你”。“不客气，不客气”他们俩一面客气着就一面出去了。当时有的卧铺票比硬座还便宜。
又有两个警察进来。一个警察拿出了很多的小纸片分给了另一个警察几张，然后出去了。不久分小纸片的警察又带了几个警察进来，并向他们分小纸片。
我开始看到很多上车下车的旅客们匆匆地走上站台，离开站台。窗子外面热闹起来，但是吃炒米粉的人已经没有了。我只好很很地咽唾沫。
突然，窗子外面有很多警察向我探头探脑。大约十几分钟以后，有一老头进来，紧跟着他身边的警察告诉我“这是我们局长。”然后就走了。屋子里只有我和局长。
局长问我“你有亲戚在报社吗？”“你认识省政府的人吗？”“你父母在大学工作吗？”等等。我用一连串的“NO”回答了他的问题。然后反复强调：
“……我好心帮助她！”“我是好人！”
他则反复地启发我：“你应该想一想自己到底有没有问题。”还告诉我他很熟悉贺站，在那儿打过仗等等。并且详细地询问了我们当时下车后从车站去贺站中学的那段路，包括有几个弯，有什么建筑等等。我反复强调：
“……我没有任何的问题”坚持不投降。最后，当我说出了“有一次车错车的时候，她的确整个人靠到了我的身上，而我的确没有退让”以后，他立即起身、摊开双手说：“你看，你为什么不避让呢？”
“我如果避开的话，她可就要整个倒了！”
“你怎么知道她会整个倒下去？”
“她当时正在打瞌睡！”
“为什么她打瞌睡，而你不打瞌睡？”
“我也想打瞌睡，但是我认为要保护她，所以坚持着不打瞌睡！”
“你又不认识她，为什么要保护她？”
“她是我朋友的朋友嘛！”
“什么朋友朋友的，男女授受不清，你知道吗？”我当时并不懂“授受不清”具体是什么意思，不过由于出现了“男女”、“不清”所以我的脸立即就红了。他看着我的脸很长时间，然后说：“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你好好地想一想吧。”这时已经下午四点多了。
他走后不几分钟，一个三十多岁的警察把我叫到屋子外面，就是那两个洋人曾经吸烟的地方。他说自己是局长。他问我：
“你想不想离开这里？有没有十块钱？”
“我只有两块钱。”我摸摸口袋。
“能不能去找人借来？”他问我
“最近的亲戚也在水果湖，在省政府那里”。
“如果你答应明天送钱来，我们可以先放你回去。”
“为什么你们不给我钱，还要我给你们钱？”我不服气。
“罚款！”他皱了皱眉头，十分不耐烦地把手挥了挥。
记得我当时与他非常激烈地争论过：
“到底是你们应该给予我赔偿还是我应该交纳罚款？”
他最终还是要放我走：
“你先回去，记得把罚款送来。”然后自顾自走了。

离开车站派出所以后，我立即在人指点下花了两毛钱坐车去阅马场那边，找到一个法院申诉。法院专门负责上访的人听取了我的报告，也做了记录，让我第二天再去打听结果。我很高兴，从法院一出来就花五毛钱买了一碗炒米粉，连碗一起吞了下去。稍后的几天，在法院的指点下，我又去了铁路局在武汉的一个部门。记得当时那个部门里面很热闹，歌舞升平，正在为“十、一”准备节目。
我径直去到党委办公室，嚷着要“找书记”，要向党申述自己的“冤枉”。一个精瘦干练的老同志忙不迭地起身，一面向我伸出了温暖的大手，一面亲切地询问我有什么冤枉。他礼貌、友善地让我进办公室。他立即打电话询问此事，不几分钟就放下话筒问我：“你找过他们的领导吗？铁路局的局领导正在那儿，你见到没有？”
“他们不停地更换审问我的警察，把我弄得晕头转向的，而且有没有水喝，没有饭吃，我根本就没想到、也不敢向他们提什么要求！”我气鼓鼓地说。
“什么！他们一整天没有给你喝水，没有给你吃饭？”瘦警察惊愕得下巴差点掉下来。
“就是！”我恨恨地说。
“好、好、好，你再等一下。”他又去打电话。
正当他给车站派出所打电话了解情况的时候，突然一个身材魁梧，大腹便便的警察从里面屋子里冲了出来，莫名其妙地他挥舞着双臂仿佛仇人一般向我吼道：“你出去！”
“是我让他进来的，他来上诉！”那个打电话的瘦警察赶紧停止讲电话，向肥警察说道。肥警察立即受起嚣张的气焰，向我笑笑，走了。
其实他不必向我怒吼，只要一出现就有可能把人们唬走。我真是没有见过这样的警察。他不仅身材高大，而且面相凶恶，比沙家浜里面的胡传魁还让人胆寒。
大约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瘦警察才放下话筒。他问我：
“铁路局的正副局长现在都在那儿，你愿意直接去找他们上访吗？”
“我怕再去又被他们抓了关起来！”我有点怕“二进宫”。瘦警察想了想，若有所思的点点头。然后问我：
“我如果保证他们不抓你，你愿意去吗？其实你与他们局长见过面，他们局长当天还跟你谈过话。你还记得那个年纪大的警察吗？”
“是有个老警察，只向我问这问那，也不拿笔做记录。”我立即想起来。
“就是他！他是铁路局的局长。如果再见面，你还认识他吗？”瘦警察笑眯眯地问我。
“认识。”我说。
“你害怕他吗？”瘦警察有问。
“那个老警察倒是蛮和气的，不让人害怕。”我说。我认为自己的冤枉已经有人管了，既然有人管也就应该平反昭雪了，所以就向瘦警察提要求：
“我也要罚他们（赔偿）10块钱！”
“你怎么要向他们罚款呢？”瘦警察很感兴趣的样子，他稍微歪着头，身体向我倾斜过来。
“现在随地吐痰也要罚款五毛，他们关了我一天，应该罚款10块。”我认真地说。
“你这孩子……”他心情沉重的样子。
后来我又问他：
“有没有别的办法申冤？”
“……那么你可以去这个单位，还可以去那个单位……”瘦警察写了几个单位的名称和地址交给我，然后仿佛是自言自语地叹息道：“现在刚刚恢复法制……”

我并没有继续上访。我认为既然有人过问了我的冤枉，就应该给我平反昭雪，所以就安心地回家了。不料三天后，突然有两个警察跑到县城来抓我……

那天上午9点多钟，我正准备买两个馒头当早饭，突然肩膀被人轻轻地拍了一下：“野猪！”
“哎！”我一面答应一面回头看。
有两个人站在我的后面，一左一右。我一个都不认识。
“来、来、来，我们找你有点事。”他们老朋友一样地对我说。
我傻乎乎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还让他们帮我从办公室里面搬出了长条板凳。
“请坐！请坐！我去倒两杯水来。”我一面给他们让坐，一面要去倒水。不料他们之中的一个立即起身按住了我的肩膀：
“不必了，不必了。”
“你们有什么事情？”我这才问他们。
“我们先来学习学习，请你看看这个……”他们拿出了一个小本子，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我预感到他们是警察，而且是来找麻烦的。但我还是自我安慰，认为他们是来向我道歉的。
我当时比较发蒙，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向我念了些什么。当他们问我“你有什么可说的”以后我本能地反问他们：
“我已经上访‘告’你们了！你们还敢抓我？”
“……我们代表车站派出所。”他们说。
“你为什么不去交纳罚款？”他们问。
“你愿意跟我们去派出所吗？”他们问我。
“去就去！”我猪脾气又上来了，丝毫没有感觉到前面的危险。当时，我并不认为他们敢把我怎么样，我认为他们从省城来到县城，只是要请我去车站派出所商量如何对他们进行罚款，所以在上路之前，我还是没有忘记吃早饭的事情。

我手里拿了两个馒头就跟他们上了公共汽车。
我们坐在最后面一排，我被他们让进了最角落的位置。
开车以后大约15分钟，售票员来到了我们的面前。他们之中有一个人买了两张票，然后对我说“你买自己的票。”我正在吃馒头，听到他们这样吩咐我，心里立即“咯噔”一声，沉了下来。
我在给自己买票的时候，已经感到了不妙。哪有被人请却又让自己掏钱买车票的？如果是要向我赔礼道歉，他们应该给我买票，现在让我自己买票，显然不是把我当作宾客了。
我食欲全消，默默地把车窗打开，扔掉那只吃了一小半的馒头。几分钟以后，我再次打开车窗，扔掉手里的另一个馒头。然后闭上双眼，开始正襟危坐。我要养精蓄锐，也许未来的时间里，我又要接受无休止的车轮战。
到达派出所以后，他俩带我径直进入到原来关我的那间屋子。
屋子里面有很多的警察，也有很多被铐着的青少年。
有一个满脸横肉的警察一看到我，就过来踢了我一脚，然后叫嚷着“把他也铐起来！”
“不用，不用……”那两个“抓”我来的便衣立即伸手制止了他。
那两个“抓”我来的便衣一面与其他的警察说着什么一面还填写着什么。不久便衣就走了。穿制服的警察让我坐在带靠背的长条椅子上，也走了。
屋子里面的那些青少年被陆续地带走了，都是铐着带走的。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认为又到了漫长的等待时间。但是，不久就有几个警察进来，还有那两个便衣。一名脚有些跛的警察在一张纸上写了点什么，交给便衣警察，便衣警察拿了那张纸又走了。跛脚警察则让我跟他走。
我们到了一间看起来简陋的屋子。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刑警队》二中队。在曾经关了我一天的那屋子与《刑警队二中队》之间有一厕所。厕所一左一右有两个门，两个门相距六、七米，而且厕所里面紧挨着铁路的那面墙上还有一排气窗。气窗跟火车车厢的窗户一般大。从气窗望出去，外面的火车、旅客、站台等等一览无余。

为了试探他们对我的态度，在去《刑警队二中队》的半路上，我曾经故意向跛脚警察出了一个难题：“我想去一下厕所？”
“这个……”跛脚警察想了一下然后问我：
“你一定要去吗？”
“我起床以后没吃早饭就被你们捉来了，一直没有时间上厕所。”我撒了一谎。
“那你去吧，不过，不要跑啊！”他语重心长地说。
“……”我故意不立即去厕所，而是看着他。
“你看我的脚，如果你要跑我追不到的。”他解释道。
我觉得无味，只好装模作样地走进厕所。
在厕所里面很无聊，我就通过气窗看外面的风景。那一刻，我有异样的感觉，似乎一种新的体验立即就要到来。
当我从从厕所里面出来的时候，跛脚警察依然站在原地。他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自顾自往前走。我则跟在他的后面。立即到了《刑警队》二中队。
紧挨着门有一张三屉桌，他找了两个方凳，把其中一个放在三屉桌的横头，还擦了擦，让我坐。他自己则坐在桌子的正面。
依然还是讯问，不过都是他们关了我一晚上以后的那部分。比如“去了哪个部门，又去了哪个部门？是走去的，还是坐公共汽车去的？有没有买车票？”等等。然后又把我送回曾经关了我的那屋子里。
这时候屋子里面已经有很多人了。有很多的警察，还有被警察捉来的人。其中多为青少年。有的比我稍微大一点，有的一看就知道只有十五、六岁。
跛脚警察走后，又有警察拿着纸头相互写来写去。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在办理最后的移交。
他们收起纸头以后，就有一眼冒凶光的警察拿着手铐过来要铐我，我也革命英雄一样勇敢地伸出双手。立即有警察阻止他。那冒凶光的警察不甘心地收起了手铐，然后对我凶巴巴地吼道：“出去！”
我以为他们又要放我走，就离开屋子望汽车站走。
“回来！”我又听到了叫声。一回头，发现那些警察都在看我。
我只好返回。快到那屋子的时候他们又制止了我：“在那儿等着！”
我立即立定。不料他们又指令我：“去那边！”
我当时所处的位置是车站的广场，我身边的参照物很少。我不明白他们所说的“去那边”是哪边？是什么地方？
我干脆原地休息，不理睬他们的指令。就有一警察跑过来，指着不远处的摩托警车对我说“在那边等着。”我立即明白，就走了过去。
几分钟以后，有三个警察过来。其中一个让我上车。我就坐在摩托车的后坐上。
“下来！”那警察说。
我立即下来。
“上去！”那警察恼火起来。
我只好又坐上去。
“坐下面！”我只好又下来，准备坐在地上。我屁股还没挨地，那警察又吼道：“上来！”
我正被他模糊的指令弄得不知道如何是好，有一个警察就走过来，和气地跟我说：“坐到车上来”。他还拍了拍我的肩头，使我感到了一种无产阶级的温暖，令我差点流下革命的泪花。
当我坐上摩托车后坐的时候，原先那个警察又冷冷地指着摩托车的边斗对我说：“坐这边。”我只好坐到边斗的位置上，不料几分钟以后他又对我说“下去，下去”。
我站起来正要下车，他一把按住我的肩头，使我整个人蹲了下来，缩在车斗里。他还在继续说：“坐下，坐下”我一赌气，就坐在了车斗里。不料他立即坐上边斗的位置上，还用脚顶着我：“往前面一点，再往前面一点。”
我终于明白，原来我本来就应该坐在边斗里面，象猪猡一样地被塞进他们放臭脚的旮旯角落！我感到自己已经完全地失去了尊严……
当车发动以后，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如泉涌。我双手捧面，把头埋在摩托车边斗的斗沿上。我不怕失去自由，但是没有尊严却万万难以接受！
不知道过了多久，摩托车停下，到了武昌区的一所拘留所。这时候，我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人的勇气，木头一样地听从他们的摆布。他们搜查我全身，收缴了除了衣服以外包括眼镜在内的所有物品。
我立即被关进了号子。
我在号子里绝食了四天，终于有人来听取我的申诉。
那是一个50岁左右并不年轻的警察。他目光犀利，让人看起来象个侦探一样。他手里拿着纸和笔要听我的申述。我把遇到江西女孩的过程又说了一遍，还想跟他讲述被派出所无理关押的过程。但他只问到我们自投罗网为止。他做了一些简单的记录，然后告诉我“你要吃饭”就走了。
送走他以后，我开始吃饭。也与难友们交谈。
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家伙好奇地问我：“你怎么不吃饭？”
“我冤枉！”我象祥林嫂一样希望跟他说一遍我的故事。
“这儿进来的谁不说自己冤枉？”不料小家伙立即打断了我的话。然后再问我：
“你是刚刚进来的吧？犯了哪一条？”
“我也不知道。”我茫然地回答。
“你把条给我看看！”他伸过手来。
“什么条？”我摸不着头脑。
“也呵，你连条都没有？”他惊诧地问。后来我才知道，所谓的“条”就是拘留证。我所犯的好象是第15条，也就是被他们称为“花案”的那一条。当我知道自己竟然变成了“踩花大盗”以后，当时恨不能找个地洞钻进去！
小家伙号称自己是三进宫，也就是第三次进来坐牢。他还告诉我，因为现在是“十.一”，那些有经验的人们都采取了预防措施，所以警察难以抓人规定的人数，所以只好胡乱找些人进来凑数。比如我们号子中的一个“小广东”，只因为从新疆贩了一旅行包水果刀，也被抓进来了。还有一个河南老乡，只因为钱包丢了，没有钱住店也被算上一个。而那小家伙曾经偷过东西，原本没事的，现在也要进来贡献一下，凑个人数。
小家伙还告诉我，关在我们这个号子里面的人都叫做“外马”。也就是外地人的意思。我开始以为关“外马”的号子歧视性太强，而小家伙则告诉我，关在“外马”号子里面算是一种待遇。因为“外马”号子里面的人都是“花案”、“小偷”、“投机倒把分子”等，其实只是在为“凑人数”做一点贡献，并无罪过。
小家伙还告诉我，“外马”号子比较有名，因为一年当中有好几次需要“凑人数”，因为每年都要进行数次“凑人数”的活动。
由于牢房里面有趣的事情很多，加上我对平反昭雪没有了信心，所以就慢慢地安静下来。因为无聊，那些二进宫、三进宫们就轮流向我们这些真正“凑人数”“外马”传经送宝。小广东因为没有特别技术，就向我们传输怎么搞老婆，赚了钱以后怎么花等。
时间过得很快。小广东的“刑期”到了，走了。河南老乡的“刑期”到了，也走了。我的“刑期”也到了，却不让我走。
那天，是我第十五天的期限，我以为立即就要恢复自由了，不料管教干部竟然恶狠狠地斥责我：“等着！老实一点！”
第十六天，他们叫到我的号。
我的两个哥哥突然出现在监狱。
看到亲人，我立即又哭泣起来。
不料那个监狱的头头立即凶巴巴地冲到我的面前：
“你哭什么？再哭我再关你几天！”
我的哥哥们立即卑躬屈膝地向他哀求、讨好。
看我亲人们的样子，再看看监狱头头的样子，我当时的心情，恨不得杀了他。如果当时能够找到砖头之类的东西，我一定会砸烂他的狗头，以声张正义！但是我的两个哥哥死死地拽住了我……

终于出了拘留所，一呼吸新鲜自由的空气，我反而镇定下来。我于是擦干眼泪，勇敢地站起来，我要面对现实！（全文完）——野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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