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私往天竺”，“见不见迹，闻未闻经”。贞观十九年携梵本返长安，校合三种梵本，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至龙朔三年（公元663年）译大般若六百卷，共四处十六会二十万颂。般若部佛经是大乘佛教最早出现的经典，且数量大、种类多。

    玄奘的回国标志佛学在印度已经是“西边的太阳”，在中国成为“东方的朝阳”，佛学中心由印度向中国转移。

    玄奘的译经工作是国家行为，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实施思想文化统治的政策体现。玄奘把对教义的深刻理解贯穿于弘法的实践之中，将佛教的发展与王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佛学从庙堂引入到殿堂，是当时印度佛学的集大成者，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最杰出代表，开拓了中印两国政府与民间的各领域双向互动，开创了中印友好往来的新局面，隋唐时期中印文化关系前所未有繁荣。

    玄奘的《成唯识论》为中国古代逻辑学，为人类的思辨哲学领域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成唯识论》卷九称：“真谓真实，显非虚妄；如谓如常，表无变异。谓此真实于一切位常如其性，故曰真如。”“此诸法胜义，亦即是真如，常如其性故，即唯识实性”。

    《大乘起信论》：“一切法从本已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地论学派第八阿梨耶识、摄论派第九阿摩罗识均以自性清净心为真如。天台宗依据性具说，主张真如本身本来具足染净善恶诸法。 ——心开日光 2:25 201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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